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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 |
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吴1926年在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从政。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自1946年5月始,任上海市长;1949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一职。他曾是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的第10名;他与周恩来是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曾是蒋介石的亲信,与宋美龄、宋子文、陈诚等也交往密切。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的7年中,吴国桢经历了国民党的剧变,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是历史的见证人。在他的口述回忆中,透露出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道出了国民党政界病入膏肓的腐败;展现出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间惊心动魄的争斗,是局中人讲幕后事。
需要指出的是,吴国桢作为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大员,他的立场和观点显然与我们有着分歧,某些叙述和评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书中一些遣词用句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1960年11月1日至11日,吴国桢在纽约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的录音采访,谈话全部用英语进行。在访谈的最后一天,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韦慕庭教授也参加进来,就中国现代史的若干问题向吴氏征询了意见。此后两年间,裴、韦、吴三人陆续对录音稿作了修订整理,最后以微缩胶卷形式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现由吴国桢族侄吴修垣先生译出。
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本报将分两次选载。——编者
我与蒋介石疏远并辞去省主席职务
我分析蒋介石重掌权力的方法
陈诚将军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正由于这点,经过一段失宠后,他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1949年当蒋撤离上海时,他给陈诚打电报,直到24小时后,才收到欢迎他的回电。他被迫在炮艇上环绕舟山群岛航行,感到很不满。况且当他来到台湾时需要钱,而台湾省政府是唯一能够给他提供钱的,因为省政府控制着货币的发行和台湾地区唯一运作的银行——台湾银行。
一次蒋委员长要300万台币,被陈诚拒绝了。那时蒋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只有孙立人的军队,大约3万人,都在台南。撤到台湾的大多数军队,均掌握在陈诚的原部下手中,他们忠于陈诚个人,蒋处于一个非常虚弱而又困难的位置。
于是他开始夺回他的权力。当越来越多的军队撤到台湾时,他感到安全多了,因为并非所有撤来的部队都在陈诚的人手中。当他有足够的军队后,认为他们对他比对陈诚更忠诚。我想,那就是在他迫切要任命我为台湾省主席的时候,是1949年7月。他的想法是,如果你要控制一个政府,至少要控制两件东西,即钱和剑。
钱、剑兼掌
起初,陈诚作为台湾省主席,既有钱又有剑,因为大量的军队都是他的老部下。因此我想,当蒋在1949年7月向陈诚提出让我当台湾省主席时,其目的就是要剥夺陈诚对钱的控制。陈诚强烈反对,并加以拒绝。
当越来越多的军队撤到台湾时,当然他们都是蒋的部队,虽然有些还在陈诚的直隶之下,但此时蒋感到自己的力量大些了,不过仍不愿冒险同陈诚公开分裂。后来美国通过郑介民将军传来信息,要求由我来接任省主席,这令蒋介石很高兴,因为他可以以此迫使陈诚让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虽然那时我没意识到,但现在我懂得,蒋是在以我抗陈,又以陈抗我。
问:有没有迹象表明陈诚知道这点。即你们被利用来互相对抗。
答:陈诚不知道这点,但在蒋复任总统前,有一天他偷偷告诉我说:“嗯,大陆时的问题是蒋管的太多,我想现在我们应尽量使他少管些事。”对此,我没有回答,我那时不知道陈指的是什么。开始我很天真,没想到蒋会力图以他抗我,我太蠢了。我想,由我来控制省政府,实际就是控制了钱,而且我绝对服从他。蒋当时也知道,他自己已控制了大量的军队,他感到处于复任国民总统的有利形势,并在1950年3月1日复任了。他这么做,我认为他意识到陈诚曾为此秘密地掀起了一些反对意见,于是他有意告诉陈诚,要他当行政院长,这就是为什么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
削弱我省主席的权力
当他一旦感到陈诚的军权已被剥夺,就转向我了。我控制食品和钱财,他不愿意我有那些权力,于是就用陈诚来对付我,将工业从我手中夺走,由中央政府而不是省政府来给军队拨款,等等。最后,通过他指定的人,将台湾银行也拿过去了。当他刚到台湾时,并没有控制钱财,对军队的控制也不多,但他逐渐挑动陈诚和我之间的争斗,而将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主要是他儿子蒋经国手里,使我俩多多少少被架空了。现在我对整个过程更清楚了,但那时我太天真,忙于自己的工作,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
我被蒋经国的特务暗中监视
另一件事是,蒋经国控制着特务,它有许多系统,其中许多人有不同的背景,有些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互相嫉妒。有一次,一名特务告诉我:“你知道,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他点了两个人的名字,有一个身体很不好,一次我曾将他送进医院,花去了3000台币,但据特务说那人已被收买。这个告密者说:“你瞧,省主席,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有关你周末所干的一切。”
问:向谁报告
答:向蒋经国,然后报到蒋介石那里。他向我罗列那个周末我干些什么,并说是通过我那个仆人的报告得知的。
他告诉我这件事,同时又说,陈诚最信任的一个仆人也被经国收买了。我问他,陈诚是否知道此事,他说有人已告诉他了。他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他还说,我们所有的电话都被窃听。我问陈诚是否知道此事,陈似乎完全不知道。
问:请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答:那是1952年冬。你问陈诚是否知道蒋在挑拨我们的关系,我想在我离开台湾之前他并不很清楚。
我与蒋介石摊牌的原因
现在回到正题。到1952年底,特别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想蒋在台湾几乎掌握和控制了一切。我失去了许多权力,陈诚差不多处境相同,蒋处于真正的主宰地位,并将他的大部分权力交给其子,然后就是将我撵走。如前所述,最初他试图劝诱我帮助蒋经国,我的资历只比经国深几年,陈诚则要老得多。蒋感到我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他毕竟是有军事头脑的人,认为我不是军人,没有自己的部队,所以确信我没什么可怕的,但我对他儿子有用,所以试图劝诱我与他儿子合作。当发现我不愿意干,还特别想阻止他们父子的特务活动时,他感到非常棘手。他真的认为,我组织民众可能有自己的目的。
当我要撤掉并开除那个对绑架两名市参议员负有责任的特务时,他反而将那人升官,我想这就是最后的摊牌。
我请“病假”但蒋介石要我继续当摆设
我决定递交辞呈,并到日月潭度一个月的病假。我去了日月潭,不打算回到省主席的职位上来,但蒋的整个思路是要我回来,打消我不愿与其子合作的想法。那时他真不愿我走,要我留任省主席,绝对屈从于他的意愿,为他当摆设。我想这就是他总的想法。
蒋夫人试图说服我
我辞职之后不久,我是说人们得知以后,在美国治病的蒋夫人立即飞了回来。她对我同蒋经国之间的不和略有所闻,她从不喜欢蒋经国,意识到如果我走了,就意味着蒋经国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蒋夫人从美国飞回来了,她要她的人从台北打长途电话给我,说她是因为我的辞职而回来的,这使我很尴尬。要么下到台北去见她,要么不去,但两者都不好,不去就不礼貌,你知道中国的规矩,于是我派我的妻子去了。她从日月潭经5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台北,在机场迎接蒋夫人。蒋委员长也到机场迎接夫人,当他看到我妻子时,就微笑着当着大家的面热情地问候她。当蒋夫人从飞机上下来时,就在蒋介石向她问好之后,她拉着我妻子的手,耳语说:“我回来是因为K.C.,请你叫他从日月潭立即下来。”她的真实意思是“我很吃惊,他没来这里见我”。我妻子告诉她,我不愿下来。于是她说:“明天我同你一起去日月潭。”这自然给我妻子出了难题,她立即想到一个主意,打长途电话给我,她知道我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谈话马上会报告给蒋介石和蒋经国。她电话里告诉我,蒋夫人要上来见我,我应该怎么办我想如果她要来,我是无法避开的,但无论如何,我不愿下去,这些话自然会报告给蒋介石和经国。第二天蒋夫人叫我妻子去见她,她去了。在谈话中蒋夫人说:“你必须告诉K.C.,让他下来,立即复任省主席,我原来打算同你一起去日月潭看K.C.,但现在委员长对他非常生气,不许我去,所以你最好告诉他到这儿来。”我妻子说:“这太糟了,你知道K.C.是个很固执的人,我再给他打电话谈谈。”她打来电话,我说我要的是辞职,而不是省主席,如果委员长对我生气,他可以这么做,并接受我的辞职,但我不会下去。
我妻子去见蒋夫人,并向她做了汇报,她什么也没说,只让我妻子回家等待。她回到家里,几小时后,蒋夫人派她的私人秘书孙义宣来见我妻子,说委员长非常生气,不让蒋夫人再同她谈话,他说唯一要讲的,就是告诉K.C.立即从日月潭下来,回到办公室去。我妻子也是个有脾气的女性,她说,K.C.为委员长服务了20多年,而且总是尽心尽力,“如果委员长对K.C.生气,我不明白为什么K.C.就不能对他生气”。她又说,蒋夫人和她长期以来一直是私人朋友,如果蒋夫人不愿再见她,她也不想再见蒋夫人。孙义宣急忙赶回去,然后突然打电话给我妻子说,蒋夫人要在她办公室,而不是在总统官邸见她。我妻子去了,蒋夫人见了她,当然不会有结果,双方坚持己见,毫无松动。但蒋夫人说:“如果K.C.不愿回到办公室,他能否秘密下来同我见面”
我妻子打电话给我,我说至少应当对蒋夫人有礼貌,我想我应当下去。
我与蒋夫人会谈
于是我下去了,我没和夫人讲多少。她意识到,我同蒋经国有芥蒂,但我知道,我不能对她那么讲。你知道,我们一度有个案件,即王哲甫案件,我曾非正式地向蒋夫人讲过。那是台湾火柴公司的案件,那人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那次我并未将该案报告蒋夫人,只是当她问到我与特务是否有争执时,才提了一下。当我讲到王哲甫案时,她怒不可遏。我记得当时我们正要同蒋夫人和委员长共进午餐,只有我们夫妇和蒋氏夫妇,当蒋进来时,她怒气冲冲地说:“瞧，你儿子干了些什么！”
问:她向谁说的？
答:向蒋介石。当蒋介石一进门,她就气冲冲地说:“瞧,你儿子干了些什么！”这使我们都很尴尬,当然蒋也感到不安,他没有堆起笑容,也没像往常那样保持微笑,我说:“让我们吃饭吧。”接着蒋夫人一手拉我,一手拉我妻子,说:“让我们出去。”这样就将老头子一人留下了。我想,她的这种做法只会给我增添更多的麻烦,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向她谈实质问题了。
这次当我想退休时,我认为不能将所有困难告诉她,我知道她不能真正决定问题,只能使蒋同我的感情恶化,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从日月潭下来,只提到各种困难,我说我厌倦了。
问:她说什么？
答:她说,委员长认为我是厌倦他的领导。我说:“如果委员长那么想,那是不值得的,任何时候如果委员长要我做他的秘书,我就放弃省主席职务做私人秘书,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奉命行事,但我再也不打算回到省主席的职位上。”她意识到我与蒋经国有矛盾,我真正辞职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我们谈话后,她又派孙义宣来看我妻子,但不是来看我。他说:“如果是由于蒋经国,你为什么不同蒋夫人联合起来,要求陈诚将蒋经国撤掉呢。”你知道,我也曾考虑过,但到那时为止,我认识到所有的权力,都已稳稳地掌握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手里,那样做只能使局势恶化。现在对蒋介石讲点题外话。当我去见蒋夫人,谈到我辞职的事时,她拉着我的手来到走廊的尽头,她说:“让我们在这里谈,其他地方都有录音设备。”你知道,蒋在他家中装有录音系统,我曾怀疑过,但从未得到证实,可这次却是蒋夫人亲自告诉我的。当蒋邀人到他家里时,他通常迟一点下来,因为想听听客人们在他未到之前谈些什么,为此他装了录音设备。因为蒋夫人不想让他听到我们的谈话,所以拉我到走廊角上去谈。
问:那是在她说“为什么你、她和陈诚不联合起来”之前？
答:这话是孙义宣对我妻子说的,但我意识到这为时已晚,我不想使局势恶化,而且那样做也不符合我的本性,我的目的是为台湾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打回大陆去。试图与他人联合,密谋进行反对某人的分裂斗争,这不是我的本性。总之,当我考虑全局时,我想我们也许该早些着手,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我未答复他们。最后孙义宣找我要个明确的回答,他说:“夫人有这样的建议,你认为怎样？”我说:“中国有句成语,叫‘疏不间亲’。”
协商在特务的控制问题上拖延不决
此时我与蒋夫人的协商毫无进展,3天之内我们会见3次,什么结果也没有。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是在1953年的耶稣受难日。蒋习惯于在士林的私人教堂做礼拜,他自己经常向到会人讲话,只有被邀请做礼拜的人才能去,我和妻子都去了,因为委员长知道我已回来,并同蒋夫人谈过话。蒋做礼拜时,就像没看见我一样,但那没有什么关系。会后蒋夫人又邀我夫妇到她的官邸去看她,当然那也是蒋介石的官邸,蒋夫人婉称蒋已外出,于是单独见我们。她说:“我们的会谈似乎已无果而终。”我说:“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命令,我打算明天回日月潭去,嗯,不是明天而是星期天,我愿再等一天。”
当然我知道蒋在想什么。而我要他做的是,必须向我承认给那个特务升官是无理的,而且从今以后他会要求特务遵守法纪。我一直在等待这点,如果达不到目的,我就不复职,这就是我的决心。蒋当然不想放弃成命。
吴国桢夫妇在返回日月潭的途中,发现所乘坐的汽车两个前轮的安全帽被人卸去,幸亏发现及时,才幸免于难。吴国桢马上意识到这是有人策划谋杀他。经过一段查究,吴国桢判断蒋介石可能与此事有染,于是他决定尽快离开台湾。
1953年4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迫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又经过保命的生死斗智和重重困难,吴国桢夫妇于1953年5月25日飞抵美国西雅图,走上了与蒋介石最后决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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