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依附困扰中国知识分子<br>

权力依附困扰中国知识分子

徐冰 http://www.gmw.cn 2005-03-30 来源：北京科技报 [字号：大中小]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面临复杂的处境。专家系统是当代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支柱，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是这个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因为掌握科学知识而具有公共话语的权力。中国又处于变革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和大众需要他们提出相关对策和解决方案，这使他们有了新的发

展机遇。

　　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尚未完备，支持这个体系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尚且薄弱。因此，一些期待也超过他们的研究能力，背离了他们的研究方向，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在这些压力和诱惑下，他们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严守学术准则可能失去各种资源，在竞争中遭到淘汰；而如果背离学术准则而行使话语权力，则是在瓦解社会信任，也失去了自己的真正价值。这种矛盾导致了他们的心理阴影。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面临两难选择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诚信危机。在这个社会大背景里，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也出现诚信问题，攀附权力、玩弄权力、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现象屡见不鲜。

　　社会大众没有追究，扮演传承、阐释和传播文化价值角色的知识分子们应该为诚信危机负什么责任？如果他们自己就是诚信准则的破坏者，又应该负什么责任？但是，认真的知识分子自己却要这样追问。因为，进行文化反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他们也要在变动的社会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在学术研究之外进行权力运作的一些学者要么在同行竞争中处于劣势，要么失去在社会上出名的机会。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他们就会失去各种资源而被淘汰。这样，他们既不能实现学术理想，也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是顺权势而起，还是守准则而落，这是他们的两难选择。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有依附于权力与以心求道、以道济世的心理特质

社会学家韦伯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缺少超越世俗的形而上旨趣，因此只能顺应现实，而无法开出现代精神。儒家和道家都无法像西方新教那样塑造有内在力量的统一人格，而与传统权威进行正面对抗，从而建立普遍主义的信任。

　　的确，中国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的，而不像西方传统社会那样政教分离。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常常成为皇权附庸者、共谋者、执行者和宣传者，他们的价值也常常要通过皇权政治体系来发挥出来，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于是，他们形成了依附于权力的心理特质。

　　但是，不能因此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缺少内在的人格力量，没有超越的旨趣。他们相信并追寻具有内在超越旨趣的“道”，他们对这个“道”的解释能力是他们占据重要地位的基础。皇权体系也给他们留下一定的以道济世空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中国社会诚信的脊梁。因此，他们有以心求道、以道济世的心理特质。

　　可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有依附于权力与以心求道、以道济世的心理特质，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

　　知识、权力与价值纠缠着形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阴影

　　韦伯指出，现代化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过程。而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全球化趋势明显的今天，这种作用更加突出。

　　也正是因为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西方社会科学界流行着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知识本身成为无形的权力工具。这里所说的权力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上级对下级明显的压制有所不同，它强调互动双方共同形成的权力关系。例如，在心理咨询师与咨询者的互动中，强化了咨询师对心理问题的解释权力。

　　类似地，社会科学家也因为掌握知识而具有公共话语的权力。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也频频在各种媒体上曝光，讲解美伊战争局势，追踪台湾竞选情况，点评国内市场行情，解答人们教育、心理问题。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专家系统构成了当代社会信任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货币系统共同支持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可以说，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是当代社会信任一根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其中权力、利益是重要要素。这些学科能够分析、整理、阐释这些要素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是因为它们有一套严格的学术准则，科学理性的信念在背后支持着这些准则，这些准则又强化着这种信念。

而这种信念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在西方，作为社会科学重镇的一些知名现代大学就脱胎于教会传统之中，才形成一套免受现实权力直接干预的独立传统。在中国，虽然学习西方建立了社会科学，但是使社会科学得以独立发展的文化基础却还很薄弱。

　　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社会科学知识却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上级领导的要求或者期待是左右学者的权力，大众的期待又赋予学者以公共话语权力。而当前来自上下的一些期待也超过他们的研究能力，背离了他们的研究方向，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例如，部分领导希望学者像战争年代炸碉堡、堵枪眼一样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提出对策，大众希望学者像古代故事中的世外高人一样对什么问题都能做出点石成金的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难以严守学术准则。对比上、下的期待，那样的研究功效太小，即使出了成果，也难以得到认可。更何况，如果不靠近和利用上与下的权力，他们就失去继续进行纯粹研究的现实资源。学者们也知道，如果背离这样的准则，他们就是在瓦解专家系统这根社会信任的支柱，他们自己也会失去真实的价值。知识、权力与价值，这几个要素纠缠着，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阴影。

　　知识分子应该选择坚持准则，这样才可能真正摆脱权力依附的阴影

　　近来，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起飞主要归功于下层的农民和民工，他们有令人感动的道德情操，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失落的人文精神，看到中国现代精神的希望。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

　　据说，近来在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最高，因为他们认为当官才是翻身的最佳途径。这种翻身是个人的翻身，而与上述学者所说的翻身有所不同，学者所说的应该指文化改造，或者建立民主的文化。

　　可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很多人倾向于直接参与权力游戏，实现个人的翻身，而这种翻身对文化改造却并无助益。

　　在建立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讲理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讲理的话语是关于权力的，但是它要有知识的基础，就是要为合理的权力提供知识基础，而知识分子则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这种工作是长期而艰苦的，但是却是必须的。如果知识分子也放弃知识的准则直接参与权力游戏，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翻身就更遥远了。

因此，虽然知识分子无力左右造成他们心理阴影的社会要素，但是坚持准则是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只有这样，他们才配以知识分子的称号，他们或者他们的后继者才可能真正摆脱权力依附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