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官员的零距离接访

本报记者钱建强　钟晓军 http://www.gmw.cn 2007-02-26 [字号：大中小]

　　二月之初，本还是观赏“吉林雾凇”的时节，但因为暖冬，慕名而来的人们无此眼福，不免扫兴。然而，记者却毫不在意，因为在吉林这座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人的“风景”更为亮丽、更能吸引新闻人的目光。

　　“实话实说，接待采访比接待上访难。”说话者即是这个有“风景”的人，吉林省吉林市委副秘书长陈淳

。57岁的他，一张四方脸，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一个学者。他说，接访是比较自然的交流对话，而接受采访感觉起来不太适应。初次见面，这种不太“合作”的态度，让记者领略到了东北人的坦率和真诚。

　　了解陈淳是从他的简历开始的。他1950年出生，1968年工作，1974年入党；当过知青，掏过大粪，回城后，做过工人、宣传干事、党办秘书、处长……。1989年，按他自己的说法，“走上领导岗位”，在吉林市委办公厅、研究室任职。1995年，陈淳出任吉林市委副秘书长，一直干到现在，其间还在市体改委兼任副职。

　　在这份简略的清单中，令人瞩目的是，陈淳做了十多年的“副秘书长”，而这恰恰也成了上访群众最习惯于挂在嘴边的亲切称谓，几乎成了陈的代名词。

　　在“副秘书长”任上，陈淳接触、熟悉信访工作，并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按组织上的分工，他主要是协助市委领导抓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接访乃是他极力做好的一项“兼职”。“做好改革中的群众信访工作，我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刚开始，并不知道怎么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只知道群众来了要接待好。”在一个报告会上，陈淳如此吐露自己的心路历程。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好管闲事的“兼职”，让许多老百姓记住了吉林市委有个“好说话”的“副秘书长”。对此，吉林市委书记徐建一大加赞誉：“他的先进事迹，特别是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经验，生动地回答了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一名党员干部如何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大问题。”

　　“这个官难得”

　　在吉林市，很多人尤其是有过上访经历的人都认识陈淳。赵洪文是其中一位。说起陈淳，年过六旬的老人家口音极重地直说“老好了”。

　　赵洪文认识陈淳是在2002年，在他的印象里，那一次见面颇为“隆重”。

　　事情源于2001年，赵洪文卖掉了旧房，和老伴东拼西凑，集了8万多块钱买了市区北极街桃园新村的一套房子。原本，老两口盼望着第二年就能入住新房，不料，当年楼盘的开放商因为资金问题，中途消声匿迹，留下一个烂摊子，整个工程陷入停顿。眼看着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要打水漂，赵洪文急了，便找相关部门求助，但因为事情复杂，解决办法迟迟没有出来。无奈之下，赵洪文决定自己挑个头。他贴了海报，招集了一些“邻居”，商量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去市委集体上访。

　　赵洪文记得那天是2002年3月9日，他们200多人带了标语、旗子、背带、喇叭，去市委说明情况，出来接待的正是陈淳。在赵的第一印象里，陈淳可信而亲切。“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赵洪文回忆道，“他说：‘我经手了，一定给你们办，有事可电话联系。’”

　　此后，陈淳的电话成了他们的咨询“热线”。赵洪文这样描述他们与陈淳的交往：“群众有要求，尽管提，提完之后，下步咋了，还交个底。下次来问讯，他会讲办到什么程度，卡在什么地方了，还要怎么办。这不老百姓就有底了么？”

　　“我们上访时，陈淳从来没回避过，每次都有回答。”与赵洪文一起上访的刘书意印象同样深刻，“要是出差，他会主动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来了，什么时候再来。他二十四小时都开机，老百姓都知道。”

　　上访人得到了接待，情绪渐渐平息下来。而在陈淳这边，他手里多了繁杂的协调工作，因为这个案件涉及2000多人的安居问题，其中更有“一房两卖”的棘手情况。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陈淳几乎每天都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协调相关部门筹措资金，就是跑到工地蹲点。他事后作过统计，在此案件中，混杂着13种矛盾，牵涉到18个县局级单位和20多个科处级单位，先后接待群众200批次以上，现场处理100次以上。虽然辛苦，但让他高兴的是，赵洪文他们最后终于住上了新房子。

　　赵洪文记得他们最后一次“集体上访”的情形：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将一块匾“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送到了市委。陈淳没有出来接。赵洪文说：“这个官难得。”

　　接访有“四心”

　　接访是件难事。作为吉林市信访局局长，傅玉民深知其味。这位清秀而口才很好的信访干部，并不掩饰自己对陈淳式干部的渴求：“信访局最头疼的是，像陈淳这样的干部少。”以公开电话为例，他坦率地说：“我留电话是有条件的，上班时间可以打，下班时间别打。”在傅玉民看来，陈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零距离”贴近群众。

　　陈淳自称是个急脾气的人，在家里容易对孩子发脾气，在单位也顶撞过领导，但在群众面前极少生气。他讲到过一件小事：在处理桃园新村案件时，有一次小区的变压器坏了，居民找上门来，自己虽然不会修理，但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下，依然与居民呆在现场，目的只是“让老百姓感到你是他们当中的自己人”。

　　吉林市政协副主席左荣连是陈淳的老领导，当年的相处给他留下的突出印象之一就是陈淳“群众观念很强”，“没有和群众发过火，没有说过激烈的话”，原来以为陈只是个舞文弄墨、写写材料的人，“没有想到他把群众工作做得这么出色”。

　　陈淳很懂群众的问题，这跟他的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98年之后，陈淳两次担任吉林市企业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并且还担任过吉林市企业和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主任。这些任职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和思考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广大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说到一些群众供不起暖、买不起菜，陈淳会用“非常沉痛”、“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他说，群众在改革中作出的牺牲最大，也是“第一功臣”，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是正常现象，没有反应才是不正常的，因而对待上访要正视，不回避、不厌烦、不害怕。

　　陈淳说，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和感情，他才有了“四心”的体会：接待群众有热心，听取意见有耐心，解决问题有真心，改正错误有决心。他并不讳言当下一些党员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 ”上嫌贫爱富，“困难群众主动联系你领导干部，你都不理，还谈啥联系群众？”在这一方面，陈淳有个“饱汉饿汉”理论：吃饱饭的人很难了解并解决饿着肚子的人的问题。为此，他在接防时常保持一种“换位思考”的姿态，倾听群众的声音。

　　市委大院的把门人徐荣很佩服陈淳的耐心和细致。他记得有一天，同一个上访案件来了五拨人，头一批满意地走了，三五个人又来了，陈淳解答完毕没来得及上楼，人又来了……最后一拨只有两人，徐荣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再通知，但陈淳获悉后说，来上访找我的，直接联系。

　　当然，陈淳接防并不一帆风顺。他说，自己当过“被告”，也常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人拿了汽油瓶跑到他办公室威胁要自焚。这其中少不了委屈。“干了好事，别人不理解，甚至批评。”陈淳言及于此，声音有些哽咽。他说，人生最难过的就是“委屈关”，自己痛苦的时候，就半夜起来，到松花江畔散步。

　　谈起别人的“评价”，陈淳说只要有两个评价就满意了：“合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满意的公仆”。他不看重锦旗、奖牌，但很在乎群众的口碑。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改革是一个克难攻坚、克难求进的过程，实现攻坚克难、克难求进，不但要“敢”干，还要“会”干，能“干”。陈淳精通政策，熟知市情，被群众誉为“专家型”领导干部。他是吉林市国企改革政策的“设计师”之一，是企业改制的政策咨询权威，从市委、市政府领导到普通群众都找他询问政策问题，请他出主意、指导实际操作。

　　陈淳曾通读《资本论》，读过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指导深化改革；他撰写的多篇理论文章被国家级权威媒体刊发。在2000年全国商业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他是东北地区唯一由国家经贸委推荐邀请的“专家”。陈淳接受采访时表示：“真正和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和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有希望和可能找到出路，摆脱困境。在处置改革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和难题时，我都基本做到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有利于发展，只要利于职工安置，只要能办成事，就决不被条条框框束缚，犹豫不决，不敢迈步。”。

　　1998年吉林市企业改制中，提倡经营者持大股。但原有国有企业多为困难企业，工资低，经营者没有能力持大股；而且一股独大固定化，一旦出现持股人不称职，也会产生法人结构难于改变的矛盾。对此，陈淳会同吉林市企改办其他同志共同创造了“由国有资产为改制后企业经营者配大股”的方案。即政府为扶持企业改革机制落实，用国有资产为改制后企业经营者配股，所配股份所有权归国家。经营者业绩好可以享受分红权，配股随经营者变动转变给新的经营者，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经营者持大股难的问题，又有效地克服了一股独大固定化的弊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提出，受到了当时国家体改委的充分赞同和肯定。

　　吉林市的最近一次改革又遇到了类似情况：在企业资产处置核销呆坏账时，一方面呆坏账不核销，企业改革就无法进行。而另一方面无根据核销，又会给犯罪份子提供侵害国有资产的可乘之机。陈淳同企改办其他同志又创造了“账销案存、先核查后核销”的办法，即：有存疑的问题先从企业剥离出来，保证企业改革正常进行。然后通过主任办公会把关，把有涉嫌犯罪可能的问题先提交市检察院和经济侦察部门侦察，在确认无犯罪可能的前提下，再对案存问题做最后核销。该方法把加快改革和防范犯罪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吉林省国企改革资产处置中具有独创性。

　　陈淳善于把一些纷繁杂乱的事情提升到规律层面，形成独到的认识、理念和工作模式。他把群众上访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咨询型上访，主要是政策咨询；第二类是举报型上访，体现群众参与和监督，是健康的上访；第三类是纠纷型上访，企业内部有矛盾，争权夺利，属于不健康上访；第四类是积案型上访，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是群众维权性上访。他领导的企改办和稳定办根据不同类型上访采取不同的接访、处理方法，并亲自负责最难处理的后三类上访。陈淳说：“与上访群众对话，主要是宣传、解释、落实政策。现在上访群众层次越来越高，有厂长、经理、教师，多数上访者熟知政策，是靠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上访者背后还有‘高人’指点。我们一些干部不敢和群众对话，一个主要原因是不熟悉政策，还没有群众知道的多，回答不了群众的质询。”据了解，陈淳平时下功夫最多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对政策的学习与研究，一个是对市情的了解和积累。一次，他发现一位上访群众手里有一份新的政策文件，立即让工作人员复制一份，然后组织大家一起学习。陈淳既是“政策通”，又是吉林市工业的“活字典”，几乎对所有市属工业企业的历史沿革、班子状况、产品市场甚至工艺流程都了如指掌，能够把政策与企业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改革的最佳方案，发挥政策的最大效益。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在十多年的领导工作经历中，陈淳不仅勤政，还保持了廉政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权谋私，不利用工作之便，做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的事。陈淳说：“现在我已经不用小心翼翼，注意提醒自己，因为已经形成习惯，基本上是别人想请也请不动。个别老板找我当参谋，我也可以帮忙服务，但原则是到办公室来谈，不去饭店，不在酒桌上谈公事。很多民营企业老板办事找我，要请我吃饭，我告诉他们：把办事同交朋友分开，只交朋友不办事，我可以去。因为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死巴板，没人情味。但要办事我不能去，原因很简单，我吃了你的拿了你的，我再办事就放不开，也避不了嫌。就反问想请我吃饭的人‘你是想交朋友还是办事，你自己选择’。”

　　陈淳生活勤俭质朴、简单而有规律。他上班下班很少坐车，坚持走路锻练身体。他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打乒乓球、下围棋、看书和听歌。他说，打乒乓球是锻练四肢，下围棋是活跃大脑，看书是开阔视野，听歌是陶冶情操。陈淳表示：“虽然我不会打麻将，不爱钓鱼，从不去歌舞厅，不爱凑酒局，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自己满意就行，我自己没有觉得自己的业余生活很单调，而且自己觉得活得也很充实。”

　　儿子结婚，陈淳立了个“三请三不请”的规矩：一请直系亲属，二请同班同学，三请曾经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老同事；一不请市领导、二不请各部门头头，三不请企业负责人。许多想借此机会向他表达一份心意的人都被拒之门外。陈淳曾帮助吉林市服装厂办了几件大事，可是连口水都没喝过。厂长于红在得知陈淳儿子结婚的消息后，事先来到陈淳办公室，说要亲手交给陈淳一封“上访信”。陈淳猜到里面是钱，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打开念念，于红只好作罢；第二天，于红又找到陈淳家，按了半天门铃陈淳说什么也不开门。于红很生气，打电话说孩子结婚送个红包是常情，这点面子都不给，太不近人情了。陈淳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好处不能收，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还有一个企业用邮政快递寄给陈淳2000元钱，他让工作人员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为此，很多陈淳曾经帮助过的企业和群众，事后都打电话对陈淳表示不满，说陈淳伤了大家的心。

　　陈淳在工作中坚持不搞特殊，不占大家一分便宜，并规定“与普通干部三同”的原则：“工作要求相同，不马列主义尖朝外”；坚持福利待遇相同，不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工作用车相同。陈淳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单位自有资金经陈淳批准的用在非职工身上的花销只有三次。一次是陈淳和体改委里几位同志一起去北京出差，在飞机场中午吃了一顿便餐；一次是桦甸市委组织部送马驰同志到体改委任职，由体改委副主任出面，招待了桦甸组织部送马驰同志的领导；一次是龙鼎集团成立，体改委表示祝贺，送了一幅贺联，此外从未动过集体一分钱。

　　采访将尽，陈淳坦诚地表示：“我想自己在最后的有限工作时间中，最大的责任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如果我身边和周围的年轻同志真能从我的身上看到革命前辈的身影，真正感受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什么样，那么我就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教诲和期望，也就合格地完成了我们这一茬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希望同更多的同志一起展现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精神和品格，用无私的奉献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