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浙江奉化市长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划拨给市土地流转中心，并出让给某地产公司作为开发商住用地，这一项目获得了省政府等各级部门的批准。为此，张召良等12位村民向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省长批地违反土地法，经省高院判决，“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应诉处于2005年9月1日所作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这就意味 着，上诉省政府的12位农民胜诉。（4月12日人民网）

　　农民上诉省长且胜诉，这无疑是一个让人且惊且喜的新闻。在地位、力量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农民能够依据法律与省长博奕、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博奕，其彰显的法治意义显然远大于农民胜诉。

　　长期以来，在人们固有的思维中，总是认为“民告官”就如同“鸡蛋碰石头”——告是输不告也是输，花费巨大的诉讼成本去作无谓的“牺牲”不合算。因而，“民告官”一直是坊间较为忌讳的事情。

　　然法治的进步，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台后，相当多的民众已跳出了那种传统的不告、怕告的思维模式，开始“叫板”政府官员及其行政行为。尽管在目前的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胜诉率仍占绝对优势，但坊间胜诉率仍在艰难的困境中增长着。而每起“民告官”的胜诉，都昭示着法治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诸如此前北京北辰亚奥科技有限公司诉讼财政部采购案、150名无锡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案，虽然这种诉讼的成本高昂，但民间以其执拗的意志和对法治的坚信与政府行为较劲，便反映出了法治公正、公平的本质属性逐渐得到了体现，这也是文明社会所着力追求的目标。

　　同时，村民告赢省长也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对村民来说，赢了官司就意味着一千多名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三年多的艰辛和酸楚得到了回报。而省政府及职能部门尽管输了官司，却也未尝不是“好事”，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以此为警钟、为教训，及时纠正自己的行政行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此，也验证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只有摆脱了行政干预的司法体制，才能确保司法公正，有效地从法律层面上督促政府机关防微杜渐，依法行政，避免捅“大漏子”、犯“大错误”。而法律得到尊重、受到敬畏，这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

　　12位农民上诉省长，胜亦罢、败亦罢，涵含的意义多多，值得思考，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