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谁道讷言朴拙，说不尽千恩万谢

　　当目光掠过铺陈在广袤土地上的“绿地毯”，谁都可以发现一道“褶皱”：一小畦单薄、矮小的禾苗，嵌入四周围郁郁葱葱的稻秧。烈日下，一位老农带着四五岁的小孙儿走上田埂：“伢子，这些绿苗苗啊，最后都能长出白米饭。那为什么一起栽的，两个样子呢？是袁爷爷

　　湖南湘潭泉塘子乡这一大片超级杂交稻中，刻意保留的这一小畦常规纯种稻，于孩子而言，是眼底不一样的风景，是一本还未识字便已念开的大自然的教科书；对曾经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来说，则是食不果腹的饥饿梦魇，是今昔两段历史在同一个时空下最直白的陈列和最有说服力的对比。这样的陈列和对比，是老实巴交的老农们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无言的感激。

　　这些年，质朴的村民养成一个习惯，过年时多买一些排鞭和炮仗，留着，隔些天儿翻出来，太阳底下晒晒。每年总要有那么两三趟，袁隆平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村口。这时，鞭炮响起，一家两家，十家八家，乡亲们以这种方式迎接他们的“米菩萨”。消息传递的速度，一准儿赛过古时候的长城烽燧。袁隆平晒得比大伙都黑，也不穿啥好衣服，东家问问，西家聊聊，谁都不觉生分，围拢来，七嘴八舌，说着上一季的好收成，乐呵呵的。

　　泉塘子乡梅花村是中央新闻采访团赴湖南采访袁隆平的最后一站。袁隆平虽未同行，但乡亲们听说我们要去写一写他们的“米菩萨”、“神农帝”，赶紧一转身，从家里捧出鞭炮。劈里啪啦的炸响中和弥散的硝香里，74岁的杨立华老人迭声叨叨：“你们来写他，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讷言朴拙，说尽千恩万谢！

　　只是，我手中这支滞涩的笔，蘸讷言为墨，枕大地为纸，又如何说得尽这千恩万谢？

　　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

　　饥饿是人类长期以来无法规避的劫数。天灾、恐惧、仇恨、战争……与它相伴相生，如影随行。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美国人布朗、日本人柴田明夫相继发难：“谁来养活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我们何以回击？只需一粒种子。

　　这是一粒神奇的种子。它不仅扎根中国，解决了世界难题――如何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更从这个追求和平发展、致力世界和谐的国度，撒向五大洲的泥土。一捧捧稻谷，填饱了多少饥民同胞们的辘辘饥肠，点燃了世界的欢颜。

　　袁隆平说，布朗低估了科技进步对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潜力。

　　袁隆平的“另一条田埂”

　　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不断刷新的水稻亩产记录，不再只是“浮夸风”盛行年代里无以凭藉的空想和自我安慰的谎言，它，实实在在挂于每一支笑弯了腰的稻穗上。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陈列室里，一幅巨型湘绣做成的屏风摆在最显眼处。绣的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长得像扫把一样长，米粒长得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和梦境相呼应的，是陈列室里一张真实的照片――现实版的“禾下乘凉梦”：云南永胜县的一块试验田里，密密挨挨的超级杂交稻收割在即，袁隆平坐在田埂边。

　　这块试验田在2000年创下亩产1139公斤的世界纪录，该数字是当今美国最好品种杂交水稻平均产量的2.5倍。中国的超级稻因而得到两个好听的英文名：“Giant―rice”（巨型稻）和“Magic―rice”（魔稻）。

　　“巨型稻”和“魔稻”的惊人产量让西方人望尘莫及，袁隆平却已经在梦想着有生之年能踏上另一条田埂――田埂两侧的稻田，亩产达到1500公斤，这是根据光能利用率等指标测算出来的有望实现的水稻最高产量。袁隆平给这样的水稻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瀑布稻”。

　　为了踏上这另一条田埂，袁隆平奔突在现实和梦境之间，像不知疲惫的斗士，有人干脆用“疯、傻、狂、痴、癫、呆”等字眼来形容他。

　　战略科学家的“远虑”“近忧”

　　在看似疯癫、痴狂、呆傻的表象背后，是一个永远不倒的精神支撑，“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追求之路上，他是欣慰的。

　　自1976年推广至今，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近年来，我国年种植杂交水稻2.5亿亩，约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9%，产量则占总量的70%。种植杂交水稻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供养6000多万人口。2005年，中国告别了多年接受联合国粮食援助的历史，并于当年跃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曾经饥饿的中国，依靠袁隆平的技术创新手段实现了水稻产量的跳跃式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自己、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同时还把郁郁葱葱的绿色带给世界。正如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所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追求之路上，他又是未敢懈怠的。

　　40多年前肆虐于我国大地上饥饿幽灵，仿佛早就被掐断了脖子。正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坚实迈进的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可谓五谷丰登。这个时候，追求水稻产量的一涨再涨，是否还具备极其紧要的现实意义了呢？“目前，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地看待粮食问题。多一点，大家好像无所谓；但如果少一点，就可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袁隆平谈起他的“远虑”、“近忧”，“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同胞21世纪的吃饭问题，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袁隆平不愧为战略科学家。在他眼里，水稻亩产、人口数量、耕地面积，从来都不是单个的、静态的数据，他总能看透这些数据的本质含义、换算规律、发展走向和潜伏其间的种种利害关系――

　　水稻亩产正在不断攀升：始于1996年的中国“超级稻计划”，已于2000年实现两个以上百亩片连续两年亩产稳定在700公斤以上的一期目标，并与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二期目标。目前正向三期目标即亩产900公斤迈进。虽然，900公斤的亩产已在数块小面积的试验田里实现，但想要大面积达到并稳定这一产量，还在继续攻关中。袁隆平将攻关的难度比作“一个已经拿到冠军的跳高运动员挑战极限”；

　　人口数量的增速大大快于粮食增速。2030年的世界人口数量，很可能将以几何速度增长至80亿。未来25年到30年，亚洲的很多国家和非洲地区都可能会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造成粮食严重短缺；

　　耕地面积也正在以可怕的速度递减。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千分之三，5年减少了3000万亩。全世界荒漠化土地面积正以每年500万到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大。人均可耕种面积已从1970年的0.38公顷降低到2000年的0.23公顷，到2050年将可能减至0.15公顷。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40余年来，袁隆平始终高擎知识的宝剑，通过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捍卫我们的饭碗。亩产提高了，在相对意义上等同于增加了耕地面积和缓解了人口压力。此外，袁隆平还为农民朋友开辟了一条“曲线致富”的道路：如今只要用3亩的粮田，就能生产出过去4亩的粮食总量，腾出1亩可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这样一种远见卓识和锲而不舍，正是一个理性而富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自我担当。

　　他属于全人类，属于世界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今，全世界受饥饿的人数已从50%减少到20%以下。尽管如此，依旧还有8亿多人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8亿，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中国：仅仅参与国际粮食援助，终究治标不治本，所施予的恩惠也不具备任何的自繁和再生能力。如何为更多的产稻国家供应适合当地土壤条件的杂交稻良种？如何向各国水稻专家传授制种技术“授之以渔”？领跑世界的中国杂交稻，主动承担起了这一独特的使命。

　　在知识壁垒愈加森严的当今时代，这样一种突破“小我”、追求“大我”的境界，代表的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民族自信。

　　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沃尔夫奖于2004年颁给了袁隆平。颁奖词如是写道：“在袁隆平教授的革新之下，世界的水稻产量提高了20%……”

　　除了沃尔夫奖，还有杰出发明奖、世界饥饿荣誉奖、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世界粮食奖……袁隆平因杂交稻这一惠及世界的伟大发明，20多年来共获得10余项国际大奖。他不愿意把这些荣誉仅仅看作是个人的，“它们更属于我的祖国，代表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感激和褒奖。”

　　袁隆平的杂交稻走出国门与世界分享，比起在国内推广仅仅晚了3年：1979年，中国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赠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1980年，杂交水稻以我国第一农业技术转让美国，继而推广到东南亚各国和墨西哥、巴西、意大利、尼日利亚、埃及等国，杂交水稻开始走向世界。随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并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迄今为止，仅在亚非拉三大洲，中国的杂交稻就已经在越南、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巴西、委内瑞拉等30多个国家引种推广。

　　由袁隆平担任主任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吸引了全世界的水稻专家前来参观、学习、交流。在这里的试验田里，经常可以看到袁隆平向外国专家亲自讲解水稻组合、示范制种程序。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乌马里博士把这里称作“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者的‘麦加’圣地”，袁隆平则是他们心目中的圣贤。

　　在袁隆平看来，“杂交”现象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广泛存在。因此，他十分看重国家间的相互学习和学科间的相互碰撞。他说：“我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超级杂交稻育种目标，这只能说明在杂交稻育种领域，我国的综合水平处于世界第一，但并不代表每一个环节你都比别人强。如果你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老是怕被别人超过，于是关起门来搞学问，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别人都超过你！”

　　目前，基因技术正逐步引入超级稻的育种实践。基因的序列和位点，是水稻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何破译基因密码，如何固定优质遗传信息，成为杂交水稻研究者致力的新课题。美国走在基因研究前沿，袁隆平自1988年起，就不断把自己的学生和中心的年轻科研人员派到美国留学，利用国外的先进设备进行尖端研究。有人问袁隆平：“你培养的人才都飞走了，不是白费心血了吗？”他不这么看，“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如果让他们都窝到我的手下，受着我的思想束缚，怎么能超过我呢？”袁隆平不信权威，只信科学。杂交水稻能制种成功，就是因为挑战了当初被视为学术权威的前苏联学者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和“水稻等自花授粉植物无杂交优势”这一普遍推断。回忆起最初几年按“无性杂交”学说做试验年年失败的经历，他感慨道：“幸好我猛醒得早。要是迷信权威钻了牛角尖，说不定我到现在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呢。”

　　曾受“权威”之害的袁隆平不愿意自己成为学生眼中的权威。“我所理解的权威，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科学。科学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科学的火花从实践中来，从碰撞中来。”看到自己的学生拥有比前辈们更开阔的视野，他为他们庆幸，也为无国界的科学庆幸，因为只有“人才流动了，信息互通了，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才会更加先进，粮食的产量和品质才会进一步提高，全人类告别饥饿的梦想才会及早实现。”

　　袁隆平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到2010年，全世界每年能有1500万公顷耕地种植超级稻，按每公顷增产2吨计算，增加的3000万吨粮食可多养活1亿多人；到2020年，如果全世界每年有三分之二的耕地面积即1亿公顷种植超级稻，每年增产粮食可达2亿吨，8亿面临饥饿威胁的世界同胞将不再饥饿。

　　袁隆平期盼世界告别饥饿的美好情怀以及为解决世界饥饿难题付出的所有艰辛，感动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当有位网友在互联网上提议应该授予袁隆平诺贝尔奖时，应者云集，袁隆平成为和平的化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仿佛都笼罩着他那博爱、仁慈的目光。

　　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扎在中国。常常挂在袁隆平嘴边的一句话是：“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很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想高薪聘请袁隆平去搞研究，他均婉言谢绝。作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当家人，他在祖国的试验田里还有忙不完的事情。也许，国外有更先进的科学设备，有更奢华的物质生活，但终究不过是异乡；只有脚下的这片热土，伴着他风里雨里走来，同时也启迪着他的智慧和灵感。

　　袁隆平为我们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很多国家的水稻研究专家从中国学到制种技术后在本国推广，但杂交稻稻种的结籽率不高。他们来到中国的制种田参观，发现中国的两个技术员站在相邻的两条田埂上慢慢地走，牵一条绳子在扬花的稻子上悠来荡去。他们不知道那是在施什么“魔法”，大感奇怪。了解到这叫“赶花粉”，目的是帮助母本尽可能多受粉多结籽，他们才恍然大悟，赞叹不已。

　　“赶花粉”的智慧，被袁隆平看作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智慧。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这里面装了很多很多。”

　　这方水土，寄托着袁隆平的美丽期待。又到下地的时间，比平衡木宽不了多少的狭窄田埂上，他稳健地走着，不时躬下身，观察禾苗的长势。从播种走到收获，直到绿色的禾苗变成金黄色的稻浪。48年前，毛泽东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描述中国农村的美好图景，袁隆平就是创造了这遍地稻菽的英雄。

　　记者手记 亘古的北极星

　　明星璀璨的时代，偶像崇拜可以像电脑的窗口一样迅速切换。仰望星空，唯有那颗北极星，凭着一份坚定，在亘古的斗转星移中成为不变的坐标。

　　袁隆平，就是一颗众人仰视的北极星。

　　30多年来，他一直是新闻人物：他的每一项科研成果，牵动着国内外的目光；一路飙升的亩产记录，引起国内外连连震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以共和国的名义给他以功勋的荣誉；今年4月29日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国际科技界对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褒奖……掌声、鲜花、镁灯一直没有停止追逐，追逐他在田间地头的泥泞裤腿，还有那永无止境的科学探索。

　　被称为“研究袁隆平第一人”的谢长江，是袁隆平早年在安江农校任教时的学生，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他便开始搜集并记录袁隆平的故事。他把已出版的五六本书摊在我的面前：“我未来的事业就是写袁隆平，他不断创造着奇迹，也不断激发我崭新的创作冲动。”

　　诚然，我无法像谢长江那样一路追随亦师亦友的袁隆平；我儿时记忆里模糊的榜样，只因“中央新闻单位袁隆平事迹采访团”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采访的契机，一夜之间变成了近在咫尺、谈笑风生如邻家爷爷的爽朗老人。老人的嗓子不太好，正含着润喉糖，却烟不离手，还调皮地吐出一个烟圈。经常在这个时候，他那两个还不到上幼儿园年纪的孙女儿，会争着抢着爬到爷爷身上，把肉滚滚的手指往烟圈里套。

　　短短数天的采访，人来熟的他，让我们见识了他的率性和洒脱：想问题时抓耳挠腮，说到兴奋处时不手舞足蹈，还劈里啪啦地拍打坐拥左右的学生的大腿；总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但对求字者有求必应，这天就为一家农技公司题了“立足科技，盛世兴农”8个字，“盛”字写得不够满意，再写一张，自我欣赏一通，然后才交出去；当被问及抽烟是否上瘾，烟龄已有50多年的他自认为还算节制，“Sometimes（间或），一天也就一包吧。”能娴熟驾驭英语的他，只要不是和农民交谈，总喜欢说几句英汉“夹花”的语言；为了让我们尝一尝超级稻的品质，他做东留大伙吃饭，清香的米饭令人食欲大开，他得意了：“我没说错吧，好吃着呢。泰国香米香吧，可咱这叫‘超泰米’。”；每天下午5时半，他雷打不动前去“老年排球”球场打球，他对自己的球技非常自信，真打起来却频频失手，他所在的男队最终以悬殊比分败给他夫人邓哲所在的女队，球场喝起倒彩；这几天，他把“好”衣服穿出来了，摩挲着自己那件灰黑竖条的T恤，“58元，顶我平时穿的三件。怎么样，不错吧？衣服穿我身上就涨价。”……

　　如此，可以不困于名缰――局级的位置请他坐，他摆摆手，依旧一天两次下田，风雨无阻；如此，可以不缚于利索――数百万的奖金，自己一分不留，设立科技基金，奖掖后起之秀。

　　超然物外的他，却把两个梦想越抓越牢：一是到2010年，在他80岁的年纪，能实现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即在两个以上的百亩片，亩产能够连续两年稳定在900公斤以上；二是将杂交稻推广到全世界――让每一个地球人都有饱饭吃。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求索，可以感动全世界，却感动不了他自己。对他而言，功劳簿不是席梦思，却化作催人前行的皮鞭，实现梦想被他视作份内之事。

　　于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那小伙子一样的劲头。你可以称他“袁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袁教授”、“袁老师”，但千万别叫他“袁老”。

　　他不服老。老去的，只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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