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看起来是以人文思想为主旨的，而教学是却完全的工具化，应试的低俗的工具化。与其这样，不如实行真正的语言和文字的工具化教学。

　　北京新版语文教材身影乍现，便引得万众惊扰，足见语文教学在国民心目中的分量。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论，涵盖了历史 、文学、思想、政治等方方面面，却很少有人提到语言和文字本身。

　　语文到底教什么，是这个讨论的前提，或者说，是语文改革的前提。但是，在北京新版语文教材的编写上，这个前提并没有被理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改与不改都一样，甚至同意一些论者所说，这不过是教育背后的利益之争。

　　语文可以拆解为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文明，如果说语言和文学还可以合起来算一个学科的话，后两个组合则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把语文定义成这样，其他课程就不用设置了。但是，这几天的争论中，大部分就是冲着文化和文明来的。因此，旁观者一个最基本的感觉就是，语文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学生们听了，恐怕碰都不敢碰语文了。其实语文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语言和文字。

　　当然，语言和文字到底是什么，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们的意思是，语言和文字包含了一切。但是，细看之下，他们一个在说文学，一个在说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语文教学都不含糊，那就是教会学生阅读、理解、听写和交流的基本技能。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文教学的工具论。相比语文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观念而言，工具论教学似乎不够高级。其实，高级性应该体现在教育的整体设计上，而不是把每一门学科都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审美固然很重要，但是那应该到文学和艺术课上去学习。思想也很重要，所以应该有专门的哲学课，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政治课。

　　更加重要的是，工具论语文教学正是为了反对把语言当作控制思想的工具。古人说，“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让学生们掌握语言和文字的实用工具，是为了让他们能独立地学习和思考。而我们现在讨论语文教材中应该选这篇而不应该选那篇，都是思想控制的思路。

　　语文不能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如果把周作人放到文学中去，把“红色经典”放到历史中去，把《过秦论》放到思想史中去，现在人们争论的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语文老师不是全能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教得了所有的人文学科？

　　有人会说，开设那么多课程，学生的负担又会增加多少啊。其实，从求知的角度说，负担的多正是来自知识的少。如果语文课本加厚一倍，金庸和鲁迅的PK就不会这么激烈了。学生们懂得多了，也就不会被一知半解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人们所说的负担是指来自高考的压力。就这一点，我要说，只要现行高考不变，哪怕只开设一门课，学生的负担一点都不会减轻。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看见很多小学生围坐在名画面前，听老师讲解艺术，非常羡慕他们的教学资源。但是我很快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资源问题，在我们这里，如此上课不是浪费时间吗？让学生背下名画的作者、年代和中心思想不就行了？我想起一个在中学教语文的朋友讲的怪事：考试大纲中说某篇古文只考最后一段，结果学生们把那一段弄得滚瓜烂熟，文章前面的内容，老师从来不会教，很多学生甚至都不会看上一眼。

　　这就是我们的虚伪现实：语文教材看起来是以人文思想为主旨的，而教学却是完全的工具化，应试的低俗的工具化。与其这样，不如实行真正的语言和文字的工具化教学。

　　□长平（《南都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