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

钟晓军 http://www.gmw.cn 2009-12-11 [字号：大中小]

我们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县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91年10月，他是山东省寿光县第十五任县委书记。虽然时隔17年，但我们仍能从王伯祥和他的老部下身上感受到震迫人心的力量：共同摆脱贫困的决心；如风如火的工作热情；深沉的事业心和近乎固执的荣誉感。王伯祥和他的102万寿光人，同呼吸共命运，书写了那个

几乎有点浪漫的创业年代。他时而缅怀，时而微笑，在这个朴素得如同农民的老共产党员心中，那个年代不正是他心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下面如实记录了记者和他的对话。

为了让寿光102万人富裕起来

记者：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你如何评价自己？

王伯祥：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就需要一切为民、工作务实、敢于承担。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殊，也从来没搞特殊化。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带着全县102万人，23万户摆脱贫困，富裕起来。

记者：那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官员？

王伯祥：我应该还是比较听话，也比较服从上级安排。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国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中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粮为纲”。我的一切工作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展开的。

记者：在当时国家还陷入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中，你怎么敢搞起“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并且是搞了150亩这么大？

王伯祥：当时，计划经济已明显不符合人民利益。为了让全县老百姓满意，让全县各个阶层都得到实惠，我们就一定得搞蔬菜批发市场。寿南有种菜的传统，土地肥沃，是有名的“昌潍”粮仓，后来我们又支持农民搞蔬菜大棚，你必须得帮助农民把菜卖出去。只有菜卖出去了，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到实惠了，才会有继续种菜的热情。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受惠的事，只有你有力气，愿意干，搞一个蔬菜大棚，当年一年就保证能有2万元的收入。寿北地区是盐碱地，不适合种蔬菜，我们就搞养虾、种棉花，还有盐田。搞到现在，寿北比寿南还富裕。

记者：当时你做了“出头鸟”，不担心“乌纱帽”吗？

王伯祥：当时是有点担心，县里开会也有人说过，但这毕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事情。从内心深处讲，我也不认为领导会因为这事撤我的职。

不让别人抓我的“小辫子”

记者：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作风？

王伯祥：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我对工作要求得比较严，比较急，所以在态度上不是很好。这是我的缺点。当时得罪了很多人，但好在大家知道我都是为了工作，所以没有造成很深的矛盾。20万人开发寿北时，我在道口工地没看见当时的大家洼镇党委书记王守福，等他回来后，我狠狠批评了他。后来才知道他临时被抽调到别的工地，让他受了委屈。但是他也没有记恨我，因为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现在我们还常常联系，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只要大家都是一心为公，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什么揭不开的过节；越是公事里纠缠了私利，事情就越是不好办。

记者：有没有人向上面告你的状？

王伯祥：这当然有。当时为了解决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交通问题，我们决定修建南环路。但是由于几户农民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意，就写信到中纪委告我。当时中纪委和省市纪检委还进行了调查。后来我们向这些农户详细解释拆迁原因并将拆迁补贴迅速发放，解决了问题。还有几次，我还收到了恐吓信，信中有很多威胁的话，我并没在意，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敢。

记者：当受到怀疑，受到指责时，是否觉得委屈？

王伯祥：我不觉得有什么委屈，既然当了县委书记，就得有这份担当。我也不怕，因为你告不了我啥，我一身廉洁、两袖清风，没干过为自己谋私利的事，你最多告我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我改正就是。我是本地生，本地长，父老乡亲的眼睛都瞪着你，看你王伯祥咋办事，不敢不廉洁啊。我和老伴在寿光亲戚朋友很多，谁家没个啥事让你这县委书记帮忙，但你不能开这个口，帮上一个，就得帮另一个，这工作就没法做了。另外也不得不廉洁，县城小，啥事也捂不住，你想做点事，就千万不能让别人抓住你的“小辫子”。

选几个好干部是做好工作的捷径

记者：你在任时，破格提拔了很多人，你不怕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王伯祥：我们当时搞蔬菜大棚，瓦房店的农民韩永山掌握了“过冬不用生炉子”的大棚技术。我们把他请过来帮助我们建大棚，但为了留住韩永山，就要解决人家的待遇问题。我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最后决定：聘请其担任县政府蔬菜技术顾问，晋升为农艺师，推荐潍坊市劳模；为其配备蔬菜生产专用北京吉普车一部，挂001号车牌；全家四口人户口迁到寿光，然后“农转非”。当时“农转非”是个非常重要的奖励，县里80%的机关干部家属还都是农村户口。此外，韩永山一家四口总得有地落脚，所以奖励了120平的楼房一套。还奖励现金8万元。

记者：听说你当时的工资才107元，那这8万元的奖励是根据什么来得？

王伯祥：当时我听说在深圳重奖科技人才的措施，奖励金额大约是十几万。我想凭啥我们不能重奖韩永山。在会上，我就提出这个事，当时有人说奖励5000元，有人说奖励10000元。我问财政局长田效忠奖励多少，他说听你的；我说10万怎么样，他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我说那就8万，不能再少了，他咬咬牙说行。最后8万元的奖励就是这么定下来的。我当时想的是，全村有23万户，要是每家都建了蔬菜大棚，每个大棚一年收入2万元，那是多少钱。寿光人民需要韩永山，咱们该奖励人家这个钱。

记者：有韩永山这“外来和尚”，本县你也提拔了不少人？

王伯祥：是。我们总结的思路是要搞好县财政，就必须搞好县属企业；要搞好县属企业，就必须建立一个好的企业领导班子。我觉得，全县100万人，肯定有这样的能人，不只能力突出，还要有为大家办事的心气。所以当时先挑选了100个能人，后来在这100人中调查选拔，最后选了40个人。当时选拔了陈永兴、田其祥、王金栋等很多人都成了省里甚至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寿光也出现了一批闻名全国的大企业。这批干部的选拔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工夫，但是我认为在选干部上下点功夫比用在别的工作上值，挑选几个好干部实在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捷径。

财政缺钱，取之有道

记者：听说你当时为了建校舍，想了很多“土”办法？

王伯祥：当我还是县委副书记的时候，纪台乡发生了小学教室房屋倒塌，一死七伤。后来，我发现全县5000多校舍，有一半多都是危房。为了筹措钱，我们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定了8条资金来源：其中包括工商企业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税按比例按时征收拨付给教育；盐场卖一吨原盐贡献一元，虾场每亩贡献10元；各企业利润超过8%，征收教育附加税；国家干部职工上交基本工资6%；购买非生产性用车交纳8.5%的校改费。

记者：这种征收税费的办法，没有人有意见吗？

王伯祥：再穷不能穷孩子，再难不能难教育，一方面，我们征收的范围控制在党政机关内，没向老百姓伸手。另一方面，发展好的企业反哺教育，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还有对购买汽车收校改费，也符合当时中央控制公车购买的指示。

记者：当政府财政与百姓利益发生矛盾时怎么解决呢？

王伯祥：当政府财政与百姓利益发生矛盾，百姓利益肯定是第一位的。当时，我们搞蔬菜大棚，当时国家对经济作物的税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蔬菜大棚，我们既可以收也可以不收。我决定就不收这个税了，在推广蔬菜大棚的初期，就是交几十元的税对农民也是很大的负担。事实证明，当时这个决定正确的，正是没收这个税加速了蔬菜大棚在寿光的推广。还有一次，那时在蔬菜集中产区周围形成了一些小的市场，菜农们可以就近把菜卖出去，而且客户还可以直接到菜农大棚里收菜。工商的有些同志想要取缔这些小市场，认为会影响大市场的收费跟规模，有损形象等等。后来经过讨论，大家把判断的标准集中到一个着眼点上：如何做对农民有利。据此，县委正式决定，路边村头市场不但要保留，还要继续发展。

县委书记有更大的事业空间

记者：从1991年你离开寿光后，你的工作情况怎样？

王伯祥：我从1991年离开寿光后，调到潍坊担任副市长，分管农业。当时我们把在寿光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农业发展经验总结成材料上交给中央，后来《人民日报》做了专门的报道，正式有了“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在我担任市长时主要工作是推动企业改制，后来由于患病停止工作。

记者：你的仕途上曾有两次升迁的机会却错过了，你怎么看这件事?

王伯祥：第一次是在寿光县委书记任期满了，当时工作做得还可以，群众反应也不错，按道理应该上调，上级跟我商量这事。我当时确实不想走，蔬菜大棚刚刚搞起来，寿北开发也只做了一半，我想把工作再做得有点样子再走，所以就又干了两年。还有一次是在潍坊选常委的时候，按照资历是应该我上了，但领导找我谈心，说现在推干部年轻化，我能否先让让。谁都想升职，但领导都这么说了，我就答应了。

记者：有人说，老实人干不了县委书记。你怎么看？

王伯祥：我曾经对孩子说，干部有三种，第一种是不能干，却会说的；第二种是不会说却能干的，也就是“老黄牛”型的；第三种是既会干也会说的。做“老黄牛”很好，但最好做第三种干部。

记者：在你的一生仕途中，哪个岗位最让你怀念？

王伯祥：当然是在寿光任县委书记的5年。一个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没有国防和外交，可以说中央有啥部门县里就有啥，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我在寿光，感觉比在市里有更大的事业空间。把一个县委书记干好，市长的工作问题就不大。我觉的，一个市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选拔干部，一个市里最多十几个县，能选出十几个好县委书记来，想做不好工作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