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李谷一与〈乡恋〉》是怎么回事?
邓加荣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荡起的改革开放的东风,既吹来了一股科学的春风,也吹来了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在那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里,人们的心头无不感受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个个擦拳磨掌,都想为这个新时代捕捉下几个鲜明生动的镜头。正是在这种心情下,1980年春我和理由同志一起拟定了一个采访计划,准备从几个

侧面反映当前文艺界振奋人心的新局面。我们一共拟了6个题目,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有:《新凤霞写书》、《袁运生画画》、《李谷一唱歌》、《刘晓庆学剑》……

  在音乐方面,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场面,由一曲《乡恋》所掀起的波澜,其激烈程度虽然没有像《泼水节》那样强烈,但涉及的面却远较前者更为广泛。因为歌声是从一部电视片里播放出来的,受众自然要比远在东郊首都机场墙壁上的一幅画要广得多。就当事人来说,李谷一当时已是红极歌坛的著名歌唱家了;因此,关心此事的人遍及全国各地,成为社会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记者出于职业的敏感(当时,理由已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使我们暂时地搁下其他选题,首先采访了李谷一,而且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于是,我们就打破了原来设计的路子,不是一般地采写李谷一的发展成才之路,而是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上。这样,我们写出来的通讯就没有叫《李谷一唱歌》,而是取了《李谷一与〈乡恋〉》的名字(后来,我们二人合作又写了《新凤霞写书》,发表在《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0日第3版上;关于袁运生画画一事,则由理由单独写成报告文学《痴情》,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6期上)。

  李谷一和《乡恋》之争是怎么引起的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早在1979年底,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剧中有一首插曲名叫《乡恋》,以拟人格的手法,表达了长江在流到秭归,来到“生长明妃的当有村”这个奇妙地方,不免发出对我国一位奇绝女子王昭君的思念,从艺术角度上反映出王昭君在离开故乡、远去长安时对于乡土的依依恋情。记得画面上是一个古装美人,在山青树茂、水碧花红的峡江上广舒长袖,独抒胸怀。《乡恋》,就是这时配唱的一支曲子。按说,这是情景交融、山水和人物结合在一起时必然产生的感念和情思。

  导演马靖华原来填了一首词,让作曲家张丕基谱曲。词曲完成后,交给歌唱家李谷一演唱。虽然三人的功底都是一流的,创作上也都用尽了心力,但是演出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以至配唱刚一结束,录音棚里就发生了互不相让的争吵。导演嫌曲调过于激昂,没有一点抒情的味道。作曲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埋怨歌曲写得不顺。李谷一凭着一个歌唱家的直觉,也感到歌曲有些不妥,便回过头来劝张丕基让他修改,并向他保证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好。

  在李谷一的劝说下,双方达成协议:都对原词曲作修改,确切地说,都进行重新创作。因为抒发这种思乡怀故之情,不细腻深沉舒缓,还真不能充分表达。

  两天之后,词曲都已改好,再送到李谷一手上时,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种境界了。李谷一本人已受到了感动,因此在演唱时充满了深情,那缠绵悱恻、不绝如缕的乡思,那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的离愁,感人肺腑,撼人心弦。没等曲终,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歌曲,拿到社会上去之后,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播出后,虽然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街头巷尾到处听到人们哼唱的声音;但是也有一片强烈的斥责、非议甚至是声讨征伐之声。在报纸杂志上,经常看到批判的文章。有的说:“这首歌趣味不高,格调很低,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有的说:“这首歌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非议最多的,是李谷一所采用的轻、气声唱法。

  原来,早在为获奖电影《小花》配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和为电影《泪痕》配唱插曲《我心中的玫瑰》、《擦掉吧,伤心的泪》时,李谷一就大胆创新地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这一突破,使我国的歌坛立即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那舒缓的轻声和颤动的气声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感情共鸣。就因为有了这一小小的创新,便使得李谷一的歌声沁入到广大群众的心底,李谷一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乐道的一个名字。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但与之同时,也招引来一片窃窃私语和各种非议之声。有不少的人都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走了板,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于是,有不少好心的人出来向她发出警告:“应当止步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但是,当时她配唱的一些歌曲,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和反对“四人帮”迫害的政治性很强的题材,虽然歌曲的唱法有些创新,反感者却不好说出更多的话来。等到《乡恋》一出来,那郁积已久的李谷一唱法问题就彻底地爆发了。新旧观念、新旧隔阂、新旧矛盾、新旧分歧,统统在这首歌曲上爆发了。什么“娇声嗲气呀,矫揉造作呀”,什么“完全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很像目前海外歌星们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有的说:“让一位古代的巾帼英雄唱这样靡靡之音,有损于人物的形象”;有的说:“用电吉他去配长袖曼舞的王昭君,不伦不类”。还有人写打油诗借以讽喻说:“昭君丽君都是君,不抱琵琶抱电子琴!”除了这些限于艺术范围之内的争论外,有些人更是广泛地延伸,把社会上出现的嗽叭裤,港式头和青少年犯罪等等,都与李谷一的歌声连到一起。有人甚至搞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证,把轻音乐、港台音乐和靡靡之音无间奏地连到一起;把抒情歌曲、流行歌曲和黄色歌曲无间奏地连到一起;把李香兰、邓丽君和李君无间奏地连到一起。甚至,连过去曾经说过“什么时候我都替李谷一讲话”的人,现在也觉得她走得太远了,“我们为李谷一同志现在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子而感到惋惜。”至于过去就对李谷一唱法嫌弃和看不惯的人,就更是怒不可遏了。于是一时间,电闪雷鸣,冰雹雪霰,一齐向她袭击过来。音乐界里,重新奏起《扬子江暴风雨》。

  1980年4月间,她收到了中央乐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警告她如果再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这是一道很残酷的逐客令。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人一旦被某个单位开除,其他任何单位都不愿意再收这位革员。试问,在这样情况下她还能到哪里去寻找适合表现自己才华的土壤呢?也就是在这个月份里,音乐界人士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音乐界一位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而且说得很具体:词和曲的问题都不大,毛病就出在唱法上。他还告诉作曲家,如果找人重唱,可以开放绿灯,同意在电台和电视台上播出。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跌落在《扬子江暴风雨》中的,只有李谷一一个人了。

  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也被当作炒作资料,被添油加醋地拨弄起来。有的人含蓄委婉地将李谷一因感情不合与金铁林离婚的事,说是她由于生活上的曲折才把所有的歌儿都唱得过分忧郁、感伤;更有的人甚至巧笑俏骂,说她“要结一百次婚”。某个相声演员竟然编成段子,说有个家庭妇女专爱无事生非地饶舌,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李谷一又结婚了!嫁给百货大楼的张秉贵,两个人的结婚照都摆在照像馆橱窗里了。”有人去照像馆看过之后对饶舌妇说:“那不是结婚照,橱窗里的照片是分着摆的,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饶舌妇听了一撇嘴说:“哎,你们不知道,昨天又离了!”

  就是在这种气候下,我和理由去采访了李谷一。由于我俩对于中央乐团和门坎都不熟悉,通过别人帮助,我们的采访一路顺利,乐团的一些负责人和熟悉李谷一的一些同志,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大家对于李谷一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坦诚地、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李谷一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

  当时李谷一正在外地演出,没有能够见到她的面。我们把外围战场打扫干净后,便乘飞机追赶到上海。上海记者站同志听说理由来了,大家都很热情,大力配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

  丁香盛开的5月,在花香醉人的春风中,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了宽阔敞亮的体育馆大厅,在一个偏角的位置上坐下来。今天中央乐团在这里演出,人们听说有李谷一参加演出,深夜2点就冒着细雨排队买票。一般的音乐节目很少在体育馆里举行,因为场子太大,如果卖不出那么多票,场上稀稀落落的,效果便不好了。但是那天,18000个座位的上海体育馆,全场爆满。

  李谷一身穿深红色的长裙,最后一个走出来。她虽然步履轻盈,姿态优美,富有弹性,但是你稍微用心便会看得出来,她的脸色有些疲惫,心底藏着波澜。她的歌唱得很动人,一启唇,台下便悄然凝虑,针落有声。她倾吐出来的,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真实感情。

  最后一个节目报出《乡恋》时,我和理由都惊讶地对视了一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乡恋》吗?后果将会怎么样呢?我们怀着既担心又期盼的复杂心情,进入了她所创造的诗一般的艺术境界。三峡雄姿奇伟,气象万千,那怀志远离的古代女子,一步一回首,顾盼流连的神态,清晰如画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

  分别难重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歌曲结束,场内人群的情绪达到了沸点,掌声如春潮一般在大厅里激荡。李谷一只好像运动员似的绕场一周,以答谢观众对她的一片盛情。

  在上海,我们访到了她。她说她很忙,乐团实行半独立的经济核算,乐团的开支主要依靠综合乐队的演出收入来维持。她说,这一年多来已经演出了200多场。除此之外,她还要给电影和电视剧配唱,几乎没有一点间歇。她简单地列出个时间表给我们看。去年,在为电影《小花》配唱的前夜,她还在秦皇岛舞台上为观众演出。她的节目提前了2个小时,为的是能够赶上火车返回北京。夜里12点到家,第二天清晨8点就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棚。上午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下午一首《绒花》。第二天上午,又搭乘火车返回北戴河。下午6点钟到,7点就又上台演出。今年3月,刚刚结束在北京的演出,就一路南下到了江浙,48天里演出了45场。这不,刚进5月就到了上海,接下来还要到天津、沈阳、大连、西安等地,年末还要赶到广东、广西。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场场都不能把她落下。观众见没有李谷一出场,便纷纷向台上抛西红柿和桃子。有一次她来到上海,下火车时已经是夜里2点多钟了,刚刚走进候车室就被铁路员工们认出来。大家非让她唱首歌不可,盛情难却呀!于是,她就在候车室里清唱了一首。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为谁演唱,她都认认真真,投入全部感情,每一个字都要用全部感情去熔炼、陶铸。因此,每一首在观众听起来悠扬优美,轻松自如的歌,对于歌唱者本人来说却不是那么轻松自如。人们看见的是亮晶晶的丝,却不知道蚕是怎么呕心沥血将它吐出来的。有一次她在沈阳演出,声带血管再一次破裂,当时便血流如注。一方藕荷色的手帕上绽开了几朵血红的桃花。她是一只望春的杜鹃,声声啼血。

  当谈到《乡恋》所引起的争议时,她冲动地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首特别精湛的歌曲,只是真实地抒发了人们对家乡故土的依恋感情而已。我在演唱时,根据词曲创设的意境,采用了轻声和气声的唱法,加重了人物的感情深度,因此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人指责这种唱法是简单地模仿港台流行歌曲,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轻声和气声在西方歌剧和我国古代戏曲,甚至某些民歌的演唱中,都使用过。西方歌唱家常用叹气的声音使气息保持一定的深度,使喉头放松达到声音松弛的程度。至于轻声,在我国戏曲中就更为多见。在《乡恋》中,我更多地采用了轻声,是因为轻声更能够表达王昭君离别时的忧伤和怀念的情绪。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港台流行歌曲相提并论。有人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怎么学呢?每月工资只有4950元,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再说,一天到晚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想学也没功夫学呀!我今天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

  月末,我们从上海返回北京,接着又在北京访问了许多与李谷一有过接触往来的同志,其中包括《乡恋》的作者马靖华、张丕基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词、曲作者凯传、王酩等人。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金铁林同志(当然,那时他还不是教授)。他虽然已与李谷一离婚了,但是听说我们来采访李谷一,还是显出十分的高兴和热情,没有丝毫因为个人生活上的事而留有什么嫌隙。从这也看出,他们的离合是完全光明磊落的。6、7月的天气,酷热非凡,进屋还没有坐下已是汗流浃背、嗓子冒烟。金铁林是早有准备,立即从厨房里捧出一个冰镇西瓜,快马金刀地切开招待我们。

  他是行家,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李谷一歌唱的特点和艺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在轻声、气声运用上的突破。他的称赞是毫无保留的,说话时总是喜形于色,满面生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培养出了一个一流的歌唱家李谷一,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出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出色的人才。”我们听了也很兴奋,表示以后要做专题报道。可惜理由同志后来去了香港,我们没有实现当年的诺言——对金铁林的教学方法做专题报道。

  1980年10月8日,我们的采访稿《李谷一与〈乡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发生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给报社和李谷一本人写信,记得那时的登稿组,每日都要送过来一大捆读者来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这些来信什么人都有,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教员、军人、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界同行,什么年龄的都有,小至十几岁的中学生,大至退休的老人。在大学里反应最为强烈,报纸拿到学生宿舍里时几个人抢着看,因为等不及,只好将一张报纸裁成几条大家交换着看。《光明日报》也在11月9日辟了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摘要选登了一些来信,并加编者按语说:“10月8日本报第三版登出《李谷一与〈乡恋〉》一文之后,引起强烈反应,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封读者来信,现摘登几封如下。”

  读者来信绝大多数是支持李谷一的,喜欢她的演唱,不同意对她的创新和突破采取压制态度。有个银行干部说:“我不晓得音乐,不知道什么是‘轻声’、‘气声’,只知道群众喜欢听李谷一的歌,只知道李谷一的歌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能给人美的享受。”有位大学生说:“我第一次听到李谷一唱《乡恋》时都呆了,真像沉浸在梦境里似的。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打动人心的歌呢!”有位中学教师说:“不允许搞‘创新独白’,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的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靠舵手’了!”

  但也有一些反对者的来信。有人说《乡恋》只是一首一般歌曲,“上海、天津体育馆里的狂叫,也不能拿来作为《乡恋》受群众称道的例子。几千封支持的信,也说明不了问题。”认为《光明日报》是对李谷一过分渲染,“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称呼,叫做‘捧杀’。”还有人用下流的话来讽刺作者,说:“为忠臣烈女赞颂者,义士也;为歌女声妓捧场者,嫖客也。”

  报纸杂志上接连出现了批判与反对的文章,一直延续1年多的时间。直到1981年11月还有人在《人民音乐》上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李谷一与〈乡恋〉》的作者“所获得的社会效果是运用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声色俱厉地警告作者说,“如果按照作者所提倡的新的美的探索继续探索下去,其结果将不是实现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音乐美的创造,而是对这种音乐美的损害。作者写作该文所表现出的作风,则是对我国优良的新闻道德美的损害。”

  不仅如此,音乐界一些权威人士还在中央一家大报上组织专题论坛,名曰《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连续发表了数期,有不少音乐界权威人士写文章批评李谷一唱法、批评《乡恋》、批评长通讯《李谷一与〈乡恋〉》。有位专家写文章说:“有些歌唱演员为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对此,一些人非但不帮助人们分辨真善美与假丑恶,反而大加赞扬,似乎这才是当今中国乐坛的正宗,这就使得通俗与庸俗、轻快与轻佻、洒脱与放荡、委婉细腻与矫揉造作等混为一谈了。那些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喝彩,不仅污染了我们的音乐论坛,也会使被捧者误入歧途。”

  一天,我到李谷一的家里,她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对于《光明日报》对她的报道还是很感激的,她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大木桶来,里面装的都是读者的来信,有7、800封。李谷一说:“我是含着眼泪读这些信的。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老人、孩子……通过这些信给我送来了莫大的温暖和支持,给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唱的歌,吐的血,流的泪,受的委屈,比起这一片像海一样的深情来,算得了什么呢?”

  我拿起那些各种笔迹,贴着各种邮票,盖着各地邮戳的信,同样感受到一股精神上的热浪,激动的火花和朴素真挚的感情合流。我说的是“合流”,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许多信的落款都写着“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和我身边的同志”、“我们全班同学”、“我和我的全家”……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不公平的批评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会逼使他们在对于艺术家的同情上加以思考,更加明显的把这种同情表露出来。”李谷一所遇到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就拿不久前在天津体育馆里一次演出来说吧,原来节目单上并没有《乡恋》,但是观众在她谢幕时却高声喊《乡恋》、《乡恋》,没有这个节目就不让她退场。等她开口一唱,群众就热烈鼓掌,她是在群众的掌声节奏中把这首歌曲唱完的。难道,那些观众仅仅是为了欣赏艺术吗?如果仅是为了欣赏艺术,就不会用掌声来干扰她的优美歌声了。观众的掌声就是他们的发言,就是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

  对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也感到很紧张,不断地向我解释说:“前次我有些激动,在介绍情况时说每月只拿4950元工资拿什么买录音机,情况有点出入,今年我已经提了一级,工资长到55元了,而且也有了稿费,录音机已经置了。关于演出的场次,你们写半年200多场,我近来算了算,不是半年,而是1年。前几天我已在报上做了解释。”

  我说:“这样,你的经济状况要比过去好多了!”她笑着说:“我从来不装穷,也不抱怨我的贡献大收入少,对这些我是从不计较的。”说着,她还打开衣柜,让我看看她新做的几件衣服,当然,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

  那天,谈得很多,她请我留下来吃晚饭。她让她的姨妈去买三毛钱的肉末,做了一顿炸酱面。说实在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这个水平;同时,也说明她这个人很实在,一心扑在事业上,对生活从不讲究。

  这一年,李谷一的歌越唱越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有李谷一的声音,无处不在传唱《乡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李谷一的创新,那些非难和压制的阻力终于没有阻挡住时代的脚步。许多更年轻一点的歌手,又从李谷一的创新中进行更为大胆的创新,更有些人专门模仿李谷一的唱法,社会上经常听到李谷二,李谷三之类的称呼。

  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约我给他们写一篇李谷一的专访稿,于是我和电台记者再次来到李谷一家中。这时她已与肖卓能结婚,搬进海军大院。这次她展示给我的,更多的是家庭女性的一面。她对丈夫很温柔、体贴,对3岁的女儿关怀备至,说不尽的抚爱。丈夫对她也很好,关心她的事业,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李谷一说普通话有的字咬不准,我见他当场就给纠正了几处。那天他不仅帮助了李谷一回答了不少记者提出的问题,而且还主动提出来要下厨房,亲手烧几道菜来招待我,并说:“听说上次李谷一只给你吃了三毛钱肉末的炸酱面,这次我来给你补上。”李谷一也笑笑指着丈夫说:“他的手艺比我强得多,很会做菜!”

  以后,我又为几家文学杂志寄了报告文学《啼血杜鹃——李谷一》,《她在扬帆远航》。

  我最后见到她时,她已经是轻音乐团的团长了。为了筹建这个团,她费尽了苦心。虽有文化部领导和中央乐团的支持,但是,要在平地里创建这样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新东西,困难和阻力之多是可以想象的,虽然中央的政策已经开放准允,但是有些人在感情上却硬是不承认它。什么轻音乐,流行歌,靡靡之音!文化部虽然支持,但只能给几十个团员按月发工资,其他的经费一律自筹。办公室和排练场都没有。李谷一的家就是办公室,她家那部电话就是传达指令的发号台。团员们住在全城东西南北各个角落,要演出时就得一传十,十传百地向下发通知。团员们搭乘公共汽车满头大汗地挤过来,顾不得休息擦掉脸上的汗水就立即动手化妆上台。好在大家在她的感召下向心力很强,从来没有一个人误场的。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头一年就到全国各地演出了150余场,场场受到欢迎。团里接连培养出韦唯、付笛声、任静等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新星歌手。

  刘秉义爽畅地对人说:“和李谷一在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作为一个著名歌唱家和司局级干部,她没有一点架子。在工作上虽然有些事情也会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可大家都不往心里去,争吵过后照样又有说有笑,从不背地里说长道短给人小鞋穿。遇到电视台或记者来拍照时,她总是把年轻的演员往前推,自己却像个勤杂工,装台、卸台什么活都干!”文化部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就部里直属的13个艺术院团来说,以纪律严明,演出认真,轻音乐团当属第一。”

  李谷一在党的关怀下,迅速地成长起来,1986年11月7日她入了党。她说:“这个日子很好,是十月革命69周年,差1年就是70周年。”在说起入党问题上,她还笑对我说:“我能入党,老肖(她丈夫)对我帮助很大,他是老党员,觉悟高,不仅主动担起了家务,保证我在团里的工作,而且在思想政治上给予许多具体的帮助。”

  这是我与李谷一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的,那是1990年夏出版局召开的一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执行而邀请各界代表出席的座谈会上。会上,她的思路敏捷,言语犀利,又做了一次精彩生动的发言。

  从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听说,她现在已调到东方歌舞团任党委书记了。近年来虽然出台演出的次数少了,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管理和人才培养上,经她培养出来的走红歌星难以计数。她的丈夫肖卓能还在某公司当总经理,女儿肖一(乳名宝宝)正读大学,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