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钱钟书是现代中国的一位旷世罕见的文学天才，当不为过。他藏书不多，却满腹经纶；他精通创作，也深谙理论；他既能创作出像《围城》那样的旷世奇书，也能撰写出像《管锥编》、《谈艺录》那样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著作。

　　考察钱钟书的文艺理论批评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两部著述：《管锥编》与《谈艺录》。《管锥编》被文学界誉为通奇之书，涵盖周赅，文茂辞诚，神机妙算，独迈超伦。《管锥编》出版后，钱先生声名鹊起。现在的人如果能有如此声名，肯定是到处讲学，接受采访，电视有形，报纸有文，百家讲坛，家喻户晓，赶场赴会，不亦乐乎。然而钱先生却一反俗常，闭门谢客，此举固是因其年老不胜世人打扰，但钱先生更深知“行出于众，众必非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理，声名一高，诽谤必随，而独甘于恬淡寂寞。相反，某些当代达人却正应了那句话，而屡屡成为人们的靶子。后人对《管锥编》如何看，钱先生早有逆料。“少年喜谤前辈”是普遍现象。对《管锥编》金克木先生有其独到诠释，韩诗外传与庄子秋水讲得明确。管窥锥指以喻小，这反映钱先生的谦虚。该书乃是以诗文印证小说戏曲描写之考论。小说戏曲诗文原本不是互相隔阂，世上很多事物都不是互相隔阂的，故钱先生借此拟打通彼此。有人说，钱钟书是大学问家，而不是大思想家。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思想与学问不可分开，仅只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人寓思想于学问中，有人则把学问通过思想来表达。钱先生眼界宽广，贡献之一是扩大人们学术资源眼光。

　　钱钟书的另一部著作《谈艺录》，被誉为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通观《谈艺录》，可以看到它所体现的诗学观点在情为诗之源、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与《诗大序》一脉相承并且各有所发展。钱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著作之名，并说：“因迳攘徐祯卿书名不加标别，非不加也，无可加者。”《谈艺录》对艺术形式美的探讨占据了首要的、主体的位置，而对文学的思想意义则较少涉及。钱钟书说：“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谈艺录》主要以文言形式、札记写法，对中国古代尤其唐宋以降直到近代的诗人、诗歌，予以沿波探源、旁征博引、中西对照式论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与西学素养、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谈艺录》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涉猎范围囊括美学、比较文学、修辞学、艺术论、创作论等。中国诗歌有几千年历史，作者聚焦于宋元明清四朝。除陶渊明、庾信外，唐代以前的诗人几乎全被搁置。唐代诗人谈得较多的是韩愈、孟郊、李贺、李商隐等人。宋代诗人是钱钟书最为关注的，主要论述了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人。这种对宋代诗人的格外关注，孕育了钱钟书于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在元明清三代诗人中谈得较多的是元好问、方回、钟惺、谭元春、王士祯、袁枚、赵翼、蒋士铨、龚自珍、苏曼殊、王国维等人。《谈艺录》中对于诗人和作品的批评，李贺所占的篇幅最多，可见钱钟书先生对其重视程度。

　　回望钱钟书的非凡文学人生，他性格独特，既有古今才子恃才傲物的独异个性，也有文学大家所鲜见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袭来的政治风雨，他的童心亦不得不随之变得苍老，虽然钱先生的才气始终不减，但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乃至一度沉默。因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相当之“狂”。据资料记载：钱钟书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甚至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他“架子”很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性格即命运。我想，也许正是钱先生具有如此刚正不阿的个性，才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文学成就。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钱钟书在其著作中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其中类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精神，“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等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先生的渊博和睿智。（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