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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文献在日本的传播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11-04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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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吕冠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韩诗》”本是西汉初期儒生韩婴所传布的《诗经》文本,后来伴随着韩婴学术影响的日渐扩大,终于形成一支以韩婴解《诗》为主体、以韩婴后学的发挥为支流的学术流派。《韩诗》学派颇具规模,是汉代三大官方《诗经》学代表之一,尤“行于东汉”(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韩诗》学派产生了众多的学术著作,但至两宋之交,除了《韩诗外传》之外,其余著作皆已亡佚。《韩诗》文献亦由此而析为两类:一为传世至今的《韩诗外传》,二为消亡已久的《韩诗》佚著。两者一显一隐,深刻影响着各自的传播途径与特色。这一现象,在《韩诗》文献传播于日本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韩诗》文献很早便为日本学界所知晓。最直观的证据是,《韩诗外传》十卷已经著录于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诗类》中,此书由藤原佐世(847—898)撰成于宽平三年(891),当唐昭宗大顺二年,足见《韩诗外传》至迟在唐代已传入日本。此后《韩诗外传》在日本有着稳定的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韩诗外传》的不少片段,在日本平安时代以降的类书、字抄中频繁出现,这说明《外传》在日本知识界的传播较为普遍,因此书中不少格言和故事常为日本古籍所采择。同时,部分传入日本的中土典籍也加速了《外传》在日本的传播,例如唐人魏征所编《群书治要》卷八抄录了《外传》的部分内容(金泽文库尚藏有镰仓时代钞本),此书在日本学界影响极大,它对《外传》的选抄应该会积极作用于《外传》在日本写本时代的传播。

  第二,十七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多部和刻本《韩诗外传》,这极大地促进了此书在日本学界的传播。今存最早的和刻本《外传》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日本承应二年(1653)京师书坊胜村治右卫门刻本,日本学界称之为“胜村本”,高桥良政《和刻本韩诗外伝の书志的考察——胜村本について》(《斯文会》112号,2004年)曾对此本进行过深入研究,可供参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宝历九年(1759)星文堂刻本《韩诗外传》亦颇具特色,此本由鸟宗成校勘,正文每行右侧多训点文字,且有零星校勘记书于页眉,部分展现了日本学者对《外传》的校勘成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日本对《外传》的校刻实渊源于中国的明刻本。例如胜村本之底本为嘉靖十八年(1539)薛来芙蓉泉书屋本,星文堂本之底本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程荣《汉魏丛书》本,这说明日本学界对《韩诗外传》的刊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换言之,是明代中国蔚然成风的《外传》刊刻引发了日本刻印此书的热潮。

  第三,十八世纪末期至今,日本学界出现了多种研究《韩诗外传》的专著,从而实现了《外传》在学术研究层面的传播,这代表《外传》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境地,以至于在江户时代,学界已出现了多种《外传》索引类著作(详见坂本宗子《享保以后板元别书籍目录》),这显然是伴随着《外传》研究日渐兴盛而出现的结果。从产生于江户、明治时代的冈本保孝(1797—1878)《韩诗外传考异》、川目直的《校注韩诗外传》,到20世纪产生的伊东伦厚《韩诗外传校诠》(仅见卷一卷二)、吉田照子《韩诗外传译注》,都各有侧重地对《外传》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识见。吉田照子是日本学界第一位以专门研究《韩诗外传》而著称的学者,他撰有近二十篇对比研究《外传》与其他秦汉典籍的论文,多有前人未发之见。

  与《韩诗外传》有条不紊的传播特点不同,《韩诗》佚著在日本的传播显得较为零散,这与《韩诗》佚著亡佚较早有直接关系。总体来看,日本典籍所保存的《韩诗》佚著文本最早来自于中国类书(如《修文殿御览》)、字书(如顾野王原本《玉篇》)、音义书(如慧琳《一切经音义》)、注书(如李善《文选注》)和逸书(如杜台卿《玉烛宝典》),这些典籍都或多或少地征引过《韩诗》佚著之文,故其传入东洋后,便打开了《韩诗》佚著在日传播之门。随着这些典籍影响的日益扩大,不少日本学者便将其中的《韩诗》佚著之文编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韩诗》佚著在日本学界的传播。经笔者考察,转录《韩诗》佚著之文的日本著作以类书、字抄、律令为主,这三类文献构成了《韩诗》佚著在日传播的基本媒介。类书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后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进而兴起了编纂类书的风潮。由于日本类书取资于中国类书,故后者载录的《韩诗》遗说常在前者编纂过程中得到移录,例如《幼学指南抄》所引《韩诗》佚著便源自中土类书《初学记》。字抄是类书编纂过程中发展出的新体例。其所别于类书者,在于类书涵摄的门类较为广泛,而字抄针对的往往是某一具体门类,所以字抄著作通常较为专精,只收录与主题相关的资料,如《香字抄》抄录的文献皆与香有关,而《韩诗》佚著训释《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时恰有“馥,香貌也”之文,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律令类著作在解释律令字义时,也常常收录《韩诗》佚著的训诂,例如惟宗直本《令集解》和惟宗允亮《政事要略》都引用过一定数量的《韩诗》佚著之文。综上可见,日本的类书、字抄及律令著作是《韩诗》佚著在日本传播的主要媒介。

  另外,还需要探究的是《韩诗》佚著在日本的传播群体。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阶层:天皇和公卿贵族构成的权力阶层,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构成的官学阶层,以及由僧侣构成的方外之民。天皇敕令公卿贵族修撰类书,常会收录一定数量的《韩诗》逸文,例如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受淳和天皇之命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书中就收录过《韩诗》逸文,这促进了《韩诗》逸文在知识界的传播。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以授受《诗经》为业,其使用的重要典籍便包含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而此书堪称保存《韩诗》训诂类逸文的渊薮,大学寮教官和大学生徒在修习《经典释文》时,不可避免要涉及该书征引的大量《韩诗》逸文,这同样促进了这些逸文在学术界的传播。僧侣阶层则借助寺庙的安逸环境与丰富藏书,默默地为《韩诗》逸文的传播作出贡献,例如觉明的《三教旨归注》与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都曾引用过《韩诗》逸文,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韩诗》佚著的传播。

  由此可见,《韩诗》文献在日本的传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论题。无论是《韩诗外传》的稳定传播,还是《韩诗》佚著的零散传播,其中都暗含着留待抉发的学术价值。例如日本学者对《韩诗外传》的校注与研究,便可与国内的同类论著形成互补;而日本汉籍收录的《韩诗》佚著之文,也颇有国内辑佚本漏收的条目,对此类条目进行补录,可完善《韩诗》佚著之文的存世量。很明显,对日本的《韩诗》文献加强利用,有助于将《韩诗》研究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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