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新闻战士。他最善于运用报纸团结人民，指导工作；他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关心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的新闻实践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他所撰写的新闻、评论作品，许多传诵一时的名篇，都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观摩学习的范文。当我们隆重纪念这位历史巨人百岁华诞的时刻，缅怀他的新闻实践，他在生前对新闻事业的关注，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自从我投身党的新闻工作，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建国以后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谆谆教导，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从1957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这个报纸经常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并且有幸多次得瞻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尽管时间过了很久，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曹家铸下放农村锻炼后，在一个普及哲学知识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借《水浒传》第38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从哲学上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显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对条件的依赖性。同时指出，我们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去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促使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在此之前，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一阵“共产风”。这篇文章就是联系当时出现的“共产风”，以黑旋风和浪里白条打斗的事例，谈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只能在将来，在另一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事。”当时“共产风”正是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弄出来的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倒是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对条件依赖的客观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事物的转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条件，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像李逵一样，注定是要碰壁的。”

　　因为这篇文章富于创见，文笔生动，发表又很适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看到一位大学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实际锻炼，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活泼，深受农民欢迎的哲学文章，自然会非常高兴。

二

　　1961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机床)，“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毛泽东看过后，就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可见毛泽东是此文一发表他就看过，第二天就写了这封信的；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机床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推荐和他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给作者的信，不但激励了文章的作者们，也使我们报社编辑部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三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读者为主要对象，学术与文艺问题都是它的宣传重点。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光明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在版面上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多次有计划地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他尤其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且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翌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摩尔根学派的著名学者李汝棋教授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他以亲身体会感到青岛会议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取得了重大成果。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亲自把文章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了一个按语：“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错误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青岛会议促成遗传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出现了可喜的团结现象。以后大学里恢复了摩尔根学派开的课。但是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门户之见仍严重存在，许多地方摩尔根学派依旧受到压抑，1957年有的单位还有人企图把他们都划到右派里去；有人说，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还出现了“粉碎”摩尔根学派的说法。

　　1959年至1960年间，我们派记者接连访问了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许多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青岛会议后几年间两大学派继续争论的情况，重温毛泽东对李汝棋文章写的按语，于1961年2月至8月间，在报上组织关于遗传学的讨论。这次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文章，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少针锋相对的“较劲儿”，也未发现乱扣帽子的现象。8月24日，谈家桢向本报记者表示，对讨论比较满意，认为对活跃青年人的思想有显著的效果。还说，目前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应该切实地做些实验室工作。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见谈家桢。1958年1月4日午夜，毛泽东派他的专机到上海把谈家桢和赵超构、周谷城接到杭州去聊天，同他们三人一起聊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每次同谈家桢见面，都先询问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亲切的会见，谈家桢本人和摩尔根学派学者都受到极大鼓舞。

四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1959年初，为了打破反右派斗争以来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改变万马齐暗的局面，我们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学术争鸣。

　　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讨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用。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有一天，毛泽东在北戴河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①

五

　　毛泽东特别爱看研讨哲学问题的文章，尤其关注逻辑学研究的进展。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就曾得到他的关切。1959年6月7日，毛泽东在致章士钊的信中，提到章著《逻辑指要》“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在“筹策”中，提到“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②显然，毛泽东对于这种“争论繁兴”的盛况是十分高兴的。

　　周谷城回忆说：“有一次主席用长途电话要上海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③实际上，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毛泽东曾多次找周谷城谈逻辑问题。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绝大部分都不同意周谷城的意见，使他不无顾虑。毛泽东在见面时总是鼓励他：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讨论。毛泽东还曾多次找来包括赞同和反对周谷城观点的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到中南海和周谷城聚会，共同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先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谈论逻辑的文章。这个报纸同时也发表不少持有不同意见、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据我听到，所有这些周谷城所写的文章以及同他争论的文章，毛泽东是很留心看的。有时刊有这些文章的报纸刚一出版，有关同志一早就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邀约前去交谈有关这些文章争论的问题。当周谷城将他就此问题写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的时候，曾写信请毛泽东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复信周谷城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④信中所说“对逻辑无多研究”，自然是谦逊的话，猜想所以不愿“插入一手”，还是为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怕会影响争论双方充分地发表意见。

　　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毛泽东看了，当天上午就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在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六

　　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设》月刊第12期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美学界引起争论。汝信、朱光潜、王子野、陆贵山、孟伟哉等许多人，都在《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

　　关于“时代精神”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讨论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各方来稿踊跃，仅1964年夏、秋三个月，就收到二百九十篇(批评周谷城的二百五十九篇，赞成他的三十一篇)，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金为民、李云初看了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的形式，寄来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写道：“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同时批评姚文元说：“他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质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

　　毛泽东重视这场讨论，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文章，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这样。7月6日，他在看过报社排印的这篇文章清样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

7月6日

　　我在当天得知此事，为免我们报纸发表此文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与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商定：我们即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请他们把序言标示的日期往后移一天。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这两篇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

七

　　1965年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的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行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名书法家与当时名士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并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类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法帖相传之本，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兰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扬，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历史上仍然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论它的真伪。由于积重难返，每次提出，必遭反对，当时没有条件展开争辩。因此关于《兰亭序帖》真伪的争论，在我国书法史上将近千年从来没有解决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老问题。

　　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认为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当时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写了一篇《<兰亭>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在多处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总之，《兰亭》而视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睿赏矣。”高的文稿写成后，曾先寄给章士钊看过。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7月14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在他当时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持反对说者为“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谲，不中于实”。)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章士钊在信中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週(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于处理，感逾身受。”随信附寄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毛泽东看过高二适的信和文章以及章士钊的来信，7月18日曾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兴。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当天就约我和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在报纸上组织这场讨论；希望早日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其后郭沫若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看清样非常仔细，不但改正了排错的字，有的地方还作一些批注。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原是刘义庆的官衔，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看到这里，就在清样上批注说：“《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宋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这一段批注，就是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讨论表现了极大兴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注。有的写信给郭沫若或《光明日报》编辑部，无不赞成就此问题展开“争鸣”。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兰亭》真伪的争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讨论比较热烈、活泼，参与讨论者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其后，文物出版社曾将这次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八

　　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报纸的传统，《光明日报》创办了几种学术性专刊，成为它的特点之一。《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等主要专刊，都是报纸创刊后很快办起来的，以后又创办了《经济学》，都受到知识界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1958年元旦创办的综合性的《东风》副刊，由于它集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逐渐也成为具有特色的副刊之一。

　　除《东风》副刊外，《光明日报》的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文、史、哲、经几个主要专刊的编委会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而且都有一支学术界知名人士为骨干的作者队伍。专刊、副刊都联系了广泛的作者，拥有众多的读者。当时由于国家纸张困难，报纸限量发行，供不应求，专刊曾经经过邮局单张订售，以满足读者需要。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几个专刊。大概是因为这些专刊经常发表学术、理论文章，能够反映较多的学术思想的信息。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记得有相当多的次数，每逢这个报纸发表了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常在文章见报的当天午前，就听说毛泽东已经看过，并且告诉别的同志看看，由于有的同志手边没有报纸，临时打电话索取当天的报纸，就把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带给我们了。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意我们报纸的学术讨论，爱看勇于探索、具有新意的文章。他所注意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不乏誉满全国的年长学者，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说明，他不但常看我们的报纸，而且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

　　1965年9月22日，《史学》专刊第315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中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新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同时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毛泽东看了，十分赞赏。这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现在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1959年3月1日，《文学遗产》登载马茂元一篇短文：《柳宗元的诗》(是作者所写的《读书札记》)。毛泽东看了，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曾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同年12月27日，《文学遗产》发表了晏震亚写的《如何评价<文赋>？》。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曾把这篇文章批转给一位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九

　　在专刊问题上我们有过失误，是经毛泽东同志指点才得以迅速纠正的。开头几年，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这些专刊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猛增，篇幅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慎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学术研究中“左”倾思潮影响，这年10月编委会一度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哲学》、《史学》、《文学遗产》、《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我。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我们还收到有些读者来信，也不赞成这些专刊停刊。)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告诉读者。11月2日，又在报上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

　　这样就及时地纠正了这个错误决定，使这些专刊得以未曾间断地继续出刊。随后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毛泽东意见的精神，制定了改进计划，逐步采取措施，在报社编辑部内增设机构，建立了专管学术、理论宣传的学术部，除同有些专刊的社外编委共谋改进和协助组稿外，并将《哲学》、《文学遗产》两个专刊改由报社学术部主编。与此同时，学术讨论除在各个专刊上进行外，还扩大范围到正版，即在正版上也刊登学术文章，组织学术讨论。有时，还把写给专刊有份量的又为广大读者关心的学术文章，移到正版刊登；并在正版显著地位辟设经常见报的《学术简报》专栏，及时反映各地学术界活动情况、摘要介绍其他报刊重要学术文章的内容，以增强有关学术信息的报道。这样，报纸逐渐成为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学术文化的阵地。

十

　　毛泽东特别厚爱《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面发表的写得好的诗词。

　　1962年1月，毛泽东曾把《东风》发表的诗词，批作文件印发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主要由于党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动摇了信心。1961年12月28日《东风》刊登了民主人士吴研因(民进成员)、钱昌照(民革成员)写的四首七绝⑤。诗人们兴致勃勃，描绘出一派兴旺景象，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就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大会秘书处即用大字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曾将毛泽东批示的这张报纸，和用三号字排印的文件拿到报社编辑部传阅，大家看了，异常感奋。两位诗人听说，更是万分激动，大受鼓舞。

　　1965年10月16日，《东风》发表了叶剑英写的一首律诗：《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二岁生日。这天毛岸青、邵华夫妇前往看望，他高兴地为他们亲笔写了这首诗(书写时把题目改成《远望》)，并在诗末写上“10月16日光明日报”。197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手迹。同时发表了叶剑英所写有关此事的《说明》。毛岸青、邵华为此手迹发表所写的《重读<远望>志更坚》中说：“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记忆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3年元旦，《东风》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词，引发了毛泽东的唱和，1月9日他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末注明“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⑥在此以前，郭沫若写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也曾唱和，这些都已成为诗坛上的佳话。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的红学家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文有新意，我们曾在报社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及21日又在《东风》副刊上选登了其中的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加以注明。毛泽东看到了，饶有兴趣地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登此文的两节，一定有其全文；并叫人打电话来。我们当即送去刊登吴著全文的《情况汇编》和《红楼梦探原》一书的英文版。

十一

　　最后，我还想起请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的事。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功力深厚，是举世公认的。他的笔力苍劲洒脱，气势磅礴，为国人所喜爱。我到报社工作不久，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提议换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开头他认为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给写。情况并非这样，郭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

　　有些同志担心没有希望了，我却坚信广大读者的这个心愿终会实现。在这方面，当时我曾想起先前听到过和经历过的一些有关毛泽东给报纸题写报头的事情：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后出版的油印报纸《五日时事》，毛泽东就曾给它题写了报头，还写了“毛泽东题”四个字。1940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创办《抗战日报》(1942年8月以后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也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又给改名《晋绥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并叫延安解放日报社印刷厂制成锌版，和他题写的手迹原件一齐送到我们报社。《抗战日报》从1946年7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这新写的报头一直用到1949年5月1日报纸终刊。1953年我从朝鲜前线回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工作，院党委决定为全院师生和工作人员创办一张报纸，曾请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恳求毛泽东同志起个报名、题写报头。当时有些同志没有信心，以为毛主席的事情那样多，对于一张学院内部办的报纸，未必会写。可是，1953年夏季的一天，陈赓去北京开会回到哈尔滨，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给你们求主席题写了报头啦!说完，他便把一张大约一尺见方的宣纸打开，只见上面已有毛笔写的几个报头，有个题作《军事工程》，其余都是《工学》，字是竖着写的。陈赓指着一个旁边划了圈儿的《工学》说：这是主席自己圈的，就用这个。还讲，主席圈定“工学”的时候说：“‘南京’(指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叫《军学》，你们叫《工学》好。”1953年9月1日，当全校师生拿起《工学》报创刊号时，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无不感到非常兴奋和无限喜悦。

　　后来，看到毛泽东同志手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后面，有“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字样。征得他的同意，1967年1月1日，即以这里头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沿用至今。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闪耀在眼前。他对《光明日报》的亲切关注，深深铭刻在脑际，铸成牢固的记忆。时光的流逝，丝毫不会磨灭他的光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迎面袭来的不论是惊涛骇浪，或者是凛冽寒风，只要想起毛泽东同志的关切和教诲，心里就会感到无限温暖，倍增同一切困难拚搏的勇气。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关注，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前进。

　　①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公司出版)第61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59页。

　　③《我所感受的团结》。《文史文萃》(文史资料出版社)，第一辑第4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⑤吴研因写的《赏菊》，全诗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竟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

　　钱昌照《七绝二首》：《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⑥这首《满江红》并附郭沫若原词，均已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