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尘封的冤情
——报道遇罗克冤案前后
祝晓风 张洁宇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在文章中苏双碧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姚文元打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招牌,把和海瑞有一点‘关系’的人统统打下去,仅是这么一个文字狱,就在全国制造了成千成万的冤案。……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王秋琳就是看到了这段话,看到了要为与吴晗冤案有关的人平反的希望,才费尽周折找到作者苏双碧的家中。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虽然这封信的原件已找不到了,但苏双碧不仅清楚记得信的大概内容,而且对其字体之清秀印象深刻。他后来才知道,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曾任北京市工商联的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大代表,1957年由于为一名“右派”辩护,她自己也被划成“右派”。也正是在同一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也被划成“右派”。1983年5月,王秋琳去世,享年63岁。她的二儿子、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说:“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一早,苏双碧就向《光明日报》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时的《光明日报》领导,特别是副总编辑马沛文对此十分重视。随后,光明日报社给北京市公安局开了一份介绍信,内容是:“派本报记者苏双碧到你处查看有关遇罗克的材料。”当天下午,苏双碧就持这封介绍信、骑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在查看了档案以后告诉苏双碧,遇罗克的档案并不在他们这里,而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帮苏双碧给法院打电话进行了联系之后,下午4点,苏双碧又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说遇罗克,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纷纷说档案就在某间屋子里的某个墙角。一名工作人员带领苏双碧来到这间专门存放“文革”期间档案的屋子里,地上布满了尘埃,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问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了。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那位工作人员帮苏双碧把材料搬到一张乒乓球台边让他翻阅,但由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只能粗略地翻阅一下,因此,他先看了最后审判的情况和一些检举信,看看到底是以什么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的。

  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

  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死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预审庭这样告诉遇罗克:“你交待也要定罪,不交待也要定罪,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透了你的罪行。”因此,在判决书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20年后,当苏双碧忆起当时的感受,仍“觉得心里发麻”。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并终于得到全面肯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曾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还历史以真实

  历史被重新曝于光天化日之下。人们看到,遇罗克是无罪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以生命对抗强权、捍卫真理的英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同志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藉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6、7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着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不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遇罗克的事迹见报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一时之间,全国3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新华社也转发了该文中的6、7000字。遇罗克这个名字一下子为全国所知,同时也必将为后世铭记。

  人们终于了解了历史的真相,这些真相督促着人们好好地进行反思。但愿今天的人们不要淡忘了那段历史,不要淡忘了献出过生命的英雄,也不要忘记那些默默地、为揭开历史封尘而努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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