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情与昭雪
——张志新报道的背后
陈禹山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张志新事迹报道的时代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批判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肃清“左”倾路线流毒的时候。张志新事迹是文革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当时影响很大。从1979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后,进行连续报道约3个月,刊发14万字的报道,全国各地读者来信来稿两大麻袋。当时的《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资深新闻工作者卢云说:“一个典型人物的宣传,反响之大,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张志新事迹报道的线索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提供的。他们寄来一份稿件,很长,写得较散,议论过多。我编了,交卢云同志。约过了10天,老卢问我:“张志新的这篇稿子,你认为怎样?”我说:“事迹很典型,但写得一般。”他说:“此稿不用。你到辽宁去另写一篇,如何?”我说:“可以。”

  第二天,即1979年5月23日晚上,我从北京乘火车赴沈阳。采访张志新的事迹,得知《共产党员》杂志那篇稿子《人民日报》见报了。老卢给我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人民日报》稿,我看过了。我们可以另写。”老卢指示:“这样,就必须快。”我改变了采访计划,把全面铺开采访,收缩为抓重点对象的采访,主要事实抓到,就动笔了。5月28日晚,我写了一夜。这天早上恰好辽宁记者站孙钧同志上班后来看我,请他代把稿件送辽宁省委审。当天下午,我带上稿件从沈阳返京。采写《一份血写的报告》,几天几夜,我睡眠很少,一是“必须快”,再是张志新死得很惨,我常常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忍不住流泪。

  报社将稿件送当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审。稿件退回后,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指着稿件后面的一行字说:“耀邦同志说,把这句话删去。”这句话,就是动刑前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那句话。我照办了,但换了个说法:“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稿子发表的当天上午约8点半,就收到读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编辑部干事吴力田同志接的,问“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是什么意思。我请吴力田同志如实告诉对方。吴力田同志说,电话传来的是哭声。在后来连续报道中,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一事实还是登出去了。

  由于出于对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考虑,只能写张志新反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但在稿件中,我亦提到张志新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是什么“意见”,也没有写。事实上,张志新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提出了批评。她指出,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从大跃进、人民公社起就推行“左”倾路线,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条路线在进一步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就到了登峰造极了。如果不纠正这条路线,将不堪设想。她指出:林彪、江青“四人帮”是这条路线的推波助澜者,是纠正这条错误路线的主要障碍。她还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张志新被杀害,与其说是反对林彪、江青“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她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看得很清楚,并在会上提了出来,在当时没有极大勇气,是做不出来的。这是“为党为国家担忧”。在批斗会上,有人批判她反对毛主席。她答辩:“在热爱毛主席这点上,她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为了历史的真实,张志新为什么被杀,这点是应该说明的。

  历史事实表明,张志新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英雄,是共产党内优秀的一员。她将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闪光,启发和鼓舞人们前进。

  关于张志新事迹《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后,《光明日报》收到不少类似张志新事迹的典型,有的提供新闻线索,有的提供事迹材料,其中有省级检察院提供的。我选择了两个进行采访,其中一个是郭维彬。郭维彬,其事迹、观点和态度,基本上是同张志新一致的。她被两度判处死刑,只是有一位医生开出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得救,免于一死。这是一个活着的张志新,事情经过由她亲自说出,效果就会不一样。我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采访郭维彬。她是被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

  稿件写好后,总编辑杨西光同志亲自审发。他看后,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不宜写得过细。是不是把这些话删去?”他是以商量口气说的。他已在拟删去的文字行间,用铅笔划了杠杠。我遵照西光同志指示,把那些文字删去。这段文字是:“在监狱7、8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躺不能躺、站不能站的小号里,有时还得戴手铐脚镣,戴时间最长的是在肇源县,一戴近3年,冬天穿不了棉裤,只能用破棉袄盖上。

  “每一次要我写材料,我都写明我的观点。他们就对我加重刑罚,要犯人对我武斗,打呀,用木板、铁条打,厚厚的木板都打碎了,打得我皮开肉绽。冬天的时候,不让我穿棉鞋,不让戴帽子,用麻绳绑着,推到室外,一天一宿地冻,冻了3次,有一次冻得大小便都失禁了,大小便拉在裤子里,都冻成冰了。拉回屋,4、5个小时都缓不过来。自己不会动,不会吃饭。”

  《活着的张志新——郭维彬》一稿见报,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反响,但和张志新事迹见报相比,小多了。

  1982年春节后,我到武汉采访。在火车上同武汉大学两位教师交谈,了解到武汉大学1981年有多名教师去世,多为人到中年、才华横溢的教师。当时,社会上不断传出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信息。内参出现了“救救中年知识分子”的呼喊。这已成为当时还没有引起社会,特别是领导部门足够重视的“潜热点”新闻。

  那时,我开始注意研究这个社会现象,并寻找新闻线索,来表达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和社会对此的焦虑。中年知识分子大批早逝,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悲哀,对国家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年初夏,中国科学院组织台胞科学工作者在北戴河开会,实际上是一种休假性聚会。我作为新闻记者参加这次活动。晚饭后,我和中国科学院人事部门的小马在海边散步。三句不离本行。我问他科学院有什么新闻。他说,长春光机所有位很有才华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中国科学院领导层上午开会,决定由他接王大珩任长春光机所所长,下午从成都传来噩耗,正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病逝。他说,很可惜。

  从北戴河回来,我赴长春采访关于蒋筑英的事迹。采访对象,主要是蒋筑英的爱人、光机所的负责人和蒋筑英的同事。采访路长琴花了1天时间。我进入她家门时,她说:“今天是老蒋去世100天”。说完就哭了。这一天,路长琴谈蒋筑英的内心世界,谈他的为人,他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许多时候是流着泪谈的。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也在家。听着路长琴的回忆,面对着这个不幸的家庭,我流了不少眼泪。特别是讲到他们夫妻永别的最后一个早晨的情景,泪水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无法记录下去。“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蒋筑英起来把昨晚锅里的剩饭加上水,做稀饭当早餐。我给他拿了6个鸡蛋,要他煮熟路上吃。他煮了4个,自己要了2个,留下2个给孩子。”这是当年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写照。当年知识分子被贬称“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一般都很差。当时在劳动报酬分配上,很不公平。懒惰和勤劳一个样,智愚一个样。有人说这种分配制度是懒惰的剥削勤劳的;没有文化的剥削有文化的。我根据当时的这种情况,通过蒋筑英的事迹,反映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一次活动中,有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紧紧握着我的手,流着热泪,说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北京市委领导人通过报社领导,请我到市委大楼礼堂,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反应热烈。接着北京市政府又通过报社领导请我去给他们作报告。他们在前门租了个大剧场,坐满了人。我讲了一个下午,会场上,基本上没有退席的,这在当时这种现象是罕见的。可见当时知识分子问题是社会关心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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