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苏双碧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10年动乱之后,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正在着手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在这种大气候下,人们很自然地要想到吴晗这位被“四人帮”作为发动动乱开刀祭旗的学者。吴晗能不能平反?《海瑞罢官》能不能平反?“三家村”能不能平反?这就成为千百万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问题。由于批判《海瑞罢官》,由于批判“三家村”,涉及到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开创了由学术批评上升为政治批判的恶例,全国的文化机关、教育部门、学术单位,依样画葫芦,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在无限上纲上线下受到株连,受到挞伐。如今,制造冤狱的“四人帮”一伙垮台了,他们制造的冤案还能“按既定方针办”吗?如果这个震撼世界、涉及面很广的冤案不能平反,其他冤案怎能彻底平反呢?

  替吴晗平反,这是知识界的心声。1977年春夏之间,我到芜湖开会,几位大学教师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住处,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有没有信息;吴晗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里不平啊!”他们之所以冲着我来:一是我来自北京光明日报社,他们以为我信息灵些;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株连,社会上广传我是吴晗的秘书。甚至我在1974年调进《光明日报》工作时,都接到来自宁夏、四川等地的电话,以为我工作的安排和吴晗冤案松动有点关系。其实,这是误传,我并不是吴晗的秘书,而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干部。当时历史学会只有我一个专职干部,用吴晗的话说:是一个人,一支笔,一部电话。而吴晗是会长,加上他从不挂虚职,事必躬亲。历史学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但大小事都由他亲自过问和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是吴晗的秘书也未尝不可。

  吴晗能不能平反,我虽然不能准确地回答,但我和他们的心却是通的,为吴晗平反我多次想过,思想冲动过,总想为这件事效点力。同年秋天,即9月中下旬,我到兰州参加个学术会议,会上又有许多学者呼吁为吴晗平反,说:“《海瑞罢官》是最大的冤案,这个禁区为什么不能冲破呢?”又一次激起我的冲动。就在那天晚上,我找到住在我斜对面的黎澍同志。他思想敏锐,敢于仗义直言。我向他请教:“如果组织一篇文章,以替《海瑞罢官》平反为主题,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是否可行,是否于吴晗平反一事有补?”黎澍认为可行,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于是,我们约定回北京后一起做这项工作。

  但是,兰州会后,我又到青海,然后去敦煌,去乌鲁木齐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是国庆节过后好几天了。10月中旬,我到永安南里黎澍府上,想进一步商量此事。黎澍一见到我就说:“办成一件事很难啊!我找了几个大手笔,都婉言谢绝了。看来心有余悸啊!”后来,黎澍又亲自找了几位作者,其中一位提出条件,即如果较准确地知道当时批吴晗的背景,他可以写。其实,什么背景,批吴晗的背景,也就是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当时不能否定,写替吴晗平反的文章当然也就要担风险了。然而,即使这种并不太成理由的条件,黎澍还是答应可以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个背景。黎澍认为最能说清楚背景的是彭真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他还是第一个受冲击的政治局委员。可是,彭真同志在何处一般人是不知道的,黎澍同志锲而不舍,到处寻访,终于找到在同楼住的一位被“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女儿,从她那里知道彭真在陕西商洛地区。黎澍喜出望外,马上给我来电话,并希望我能立即飞到陕西去拜访彭真同志。第二天,他让近代史所的同志买好了两张次日去西安的飞机票,并派该所陈铁健同志和我同行。但是,当天晚上,从陕西反馈回来的信息,称彭真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西安之行只好作罢。

  经过一段努力之后,路又被堵住了。于是,此事又被耽搁下来。但已经萌发起来而又很想去做的事情,不把它办成,心里总是不会平静的。事实上,此后我们只好亲自动手来做这篇文章。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纪较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大约在10月10日之前几天,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里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朗、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报社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抱有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成文章,大约只用了2天多的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但由于题材重大,加上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立即排出清样,但要严格保密。清样出来后,我问马沛文是否要送西光同志看,他没有正面回答,但若有所思地说:“殷参同志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赞成文章的观点,如要见报,可由殷参同志签发。”后来我明白了殷参和马沛文的良苦用心:一是西光在中央开会很忙,当时已交代报社工作由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主持,而且西光已经同意我写这篇文章,不必再去打扰他;二是当时环境特殊,如果把稿子送到会上给西光,就必须要送中央主管宣传的同志或其他有关同志看,这样就可能拖延时间,甚至有可能发不出去。退一步说,如果文章发出去,挨了上面批评,西光同志也有个回旋余地。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殷参、马沛文的用意自在情理之中。殷参对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曾经签发过这篇文章,一直很在意,曾多次提起过,在他去世之后,组织上和家属特地在讣告中写上他签发这篇文章的事迹。

  文章脱稿后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5日,以《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通栏标题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文章尖锐地指出:“姚文元《评新编》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从此,无数的知识分子被‘四人帮’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千年来祖国的文化被一笔勾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舆论被钳制,偌大的中国只有‘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文章在谈到平反冤假错案时说:“冤狱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平心而论,并不是我这篇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这个问题过于敏感,过于重大。众所周知,10年动乱是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发端的,否定“评《海瑞罢官》”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否定。因此,在国内外起到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美国《纽约时报》11月16日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1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当时,在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播发的消息和评论中,比较尖锐有这样三点:一是认为中国开始批判文化大革命了;二是认为这意味着彭真、彭德怀要平反;三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就意味着对毛泽东此举的否定。在香港许多报刊还为这篇文章发表了社论。与此同时有的外国记者借此散布“非毛化”言论,这本来是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所决定的,但却被有些人当作不赞成这篇文章的把柄。其实当时在国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中,都是希望早日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发表后,部分地区就这个问题召开的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上,头两天都是谈文章本身,进一步揭露“四人帮”迫害吴晗及大批知识分子的罪行,会议气氛热烈,许多被迫害过的知识分子发言时声泪俱下。但据说到了第三天(第三天简报没有看到)不少与会者就提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怎样出笼的,后台是谁的问题。当时对“四人帮”一伙组织这篇文章的阴谋活动还没有被系统揭露出来,江青怎样奉毛泽东之命到上海组织这篇文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一时还难回答清楚,座谈会就开不下去了。加上外国借此散布“非毛化”言论,进行造谣诽谤,于是北京的有关领域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西光同志在中央开会特地匆匆赶回。他说,文章发表当天会上许多领导同志来和他握手祝贺,说是《光明日报》又前进了一步。而这两天因有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目的,就对这篇文章进行非难。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也埋怨,说《光明日报》“登这么重大题材的文章,也不先打一下招呼。”西光同志思想敏锐,看到分歧在所难免,斗争是复杂的。他说:“有压力,但不要紧,吴晗最终总是要平反的。文章的观点会上大部分人是赞成的。”接着他又说:“有人抓住你文章中说的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出笼是个政治大阴谋这句话作文章。其实,这也没有错,姚文元他们是在搞政治阴谋嘛!”话虽这么说,但压力还是存在的。事实上在这种气氛下,北京几家报纸拼好转载此文的版面,都没有能够刊登出来 。《北京日报》总编辑张大中同志很积极,因为这个案子涉及邓拓、廖沫沙等一大批北京市的干部,他是多么希望通过对吴晗《海瑞罢官》的平反,来推动北京市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但由于上述原因,转载文章始终没有发出去。

  然而,真理是压不住的。正当由这篇文章而引起纷纷扬扬之时,新华社1979年1月5日发了一篇题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的经过》的消息,指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结帮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消息用这句最敏感最尖锐的话作标题,自然会对《海瑞罢官》的平反起推动作用的。2月3日,黎澍同志的长篇文章《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也刊出了,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姚文元等“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以及对吴晗的政治陷害。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地指出,这种人为的悲剧“永远不能重演”。此后,人们的担心和顾虑逐步减少,从不同角度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就纷纷出现了。不过,由于上面有两种不同态度,来自群众中的反映,也就有所不同。《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其中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来电,说“大受鼓舞,吴晗已呼之欲出。”华东师大历史系一位教授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来信中有的热情支持,为冲破一个禁区而欢呼。有许多人因为当年受株连和迫害,来信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血和泪的控诉。一位多年受过批斗的上海老教授来信说:“这篇文章道出了十多年来人们想说又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我含着眼泪读完这篇文章,心情十分激动。”一位来自云南大学的老教授的信中说:“我仅仅因为认得吴晗,就被打成三家村黑线,对我又批又斗又关进牛棚,差一点被折磨致死,不敢想到还有今天……真是令活着的人兴奋、死去的人安慰的快事啊!”然而也有一些来信,尽管为数很少,但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一封来自湖南的匿名信,声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对的”,“你公然想替彭德怀翻案,这不是公开反对革命路线吗?”

  但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组织和推动下,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却一浪高过一浪,步步深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并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出来之后,我想应该写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1979年初,呼唤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在报刊上已有出现。《海瑞罢官》应平反,“三家村”也应平反,这是人们的强烈愿望。1月间,我应《红旗》杂志之约写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从总体上揭露姚文元对“三家村”著作和作者的无端诬陷,呼吁为“三家村”平反,文章计划刊载在2月1日这一期。然而,到1月27日,即春节的前一天,报社领导马沛文出于一种历史紧迫感,提出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说这是给读者最好的拜年。理论部几位同志听了之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毕竟时间太紧了。老马要我承担这个任务。我说如果早有打算,我可以撤回《红旗》的文章给本报发,现在已来不及。况且,同一个题材已给《红旗》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再要写出新意来很难。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种对“四人帮”的愤恨情绪,骤然化作一种激情,我答应要完成报社领导交给我这一紧迫的任务。当务之急是选好角度,几位同志七嘴八舌,都在为我找角度出题目。由于给《红旗》的文章他们都没有看过,从总体平反考虑出来的题目大多是雷同的。后来想出了一个角度,即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大家认为这个角度好,于是又有位同志想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个较好的角度和题目是集思广益想出来的。

  有了角度和题目,文章就好做了。我计划把文章分成三个部分,即是正确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批判极左思潮,还是攻击总路线;是发奋图强,还是和平演变。从政治上狠狠批判“四人帮”一伙对《三家村札记》的诬蔑。文章指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一曲真理和正义的赞歌”,它“伸张了正义,宣传了历史的光明面;鞭挞了历史上的横暴势力,揭露了历史的黑暗面”,姚文元“歪曲史料,颠倒是非”,手段十分卑劣,所举证据没有一条能够成立。文章是从上午10时开始写的,边查材料边写文章,一直到晚上7点才写完初稿。我写几页,马沛文就取走几页,送到印刷厂去排字,当最后一页送到印刷厂时,外面已是华灯初上,爆竹声声,户户家家都沉浸在除夕的欢乐之中。马沛文对我说:“咱们也回去过年吧!9点钟都回到这里来。”我踏了半小时自行车,回到沙滩两间豆腐干块的小房子里,老婆孩子正等着我共进除夕晚餐。吃过饭已快9点,我匆忙回到报社,老马已坐在那边看工人师傅赶排出来的文稿。于是,我们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文章是在一天中赶出来的,粗糙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编辑的责任感,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要替党负责替读者负责。就这样,不知改了多少遍,签字付印时,东方已经发白。当我们等到第一张报纸印出来时,太阳已从东方升起。看得出,马沛文很高兴,我自然也很高兴。当我们拿着报纸回到家里时,当我们想到千千万万读者在春节能读到这篇文章时,一天一夜连续作战的疲惫立即消散了,内心是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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