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始末
张义德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是60年代发生在我国的一起重大事件。它开始以学术争论出现,但不久就转为政治批判。这次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同志。但是实际上杨献珍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被批判后也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这场争论首先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然后延伸到其它报刊。因此,从《光明日报》入手来回顾这场“论战”,可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艾、林文章的写作和发表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以下简称艾、林文章),由此引起了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

  艾恒武和林青山当时都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年轻教员。当时党校给教师布置科研任务,要求每人都要撰写论文。为了确定科研题目,艾恒武留心各种观点。1964年4月3日,他在新疆班听杨献珍讲课(艾担任新疆班的辅导工作)时,听到杨引用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因而予以肯定。艾恒武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有新意,就同林青山商量,把《“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定为论文题目,林青山也同意。两人很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艾、林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黎明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社外编委,他把艾、林的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学术部编辑王愚。王愚认为文章可用,由徐亦安签发(当时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正在病休,学术部的工作由国内政治部主任徐亦安代管)。5月中旬,王愚把排出的小样分别送给《哲学》专刊的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世英和文章的作者。张世英在小样上批了“可用”,退回报社。

  王愚在送小样给作者时,曾说准备刊用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同时他也说报社内部也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一分为二”,再提“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这后一看法,实际上是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提出来的。当时黄虽病休,有时也到办公室去,当他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时,就说了以上意见。

  艾恒武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把小样送给杨献珍看(在此之前杨献珍并未接触过这篇文章),问杨献珍:“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否站得住。”杨献珍说:“当然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杨看了小样,没有改动,只是在几处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划了红线,退给了艾恒武。艾恒武第二天又去问杨献珍文章能不能发表。杨献珍说:“我看可以拿出去。写文章不要怕别人攻。不过,是否发表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艾恒武便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把小样退回《光明日报》。

  在光明日报社,虽然黄卓明提了不同意见,但并未引起重视,徐亦安也未把这个意见向穆欣汇报。当时专刊稿件是否刊用,报社总是尊重主编的意见,既然张世英批了“可用”,学术部就以此为依据拼上了《哲学》专刊,穆欣看大样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就签字付印了。显然,这篇文章是作为一般的学术文章发表的。

对艾、林文章的不同反应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穆欣到中宣部开会,遇到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陈浚一见面就对穆欣说:“昨天《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一篇好文章。”陈浚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他在当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的文章,其中说:“矛盾的两个侧面,互相对立而又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二又合为一,旧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经过斗争,变为新的事物。”显然,艾、林文章的观点同陈浚的观点相似,因而受到他的称赞。

  穆欣回到报社,当天下午,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向他汇报: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关锋等人说,艾、林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原则性错误”;第一,“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本身含义很完整,不必再提什么“合二而一”的概念,提出来就意味着强调统一;第二,文章说“合二而一”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

  “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中集中了一批哲学工作者,组里有关锋等5人为核心组,上面受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组组长康生领导。艾、林文章的小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到民族文化宫的。有一个星期六,原北大哲学系的一位同事到张世英家串门,张世英向他提到艾、林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把这篇文章的小样带到了民族文化宫。关锋、吴传启等人看到这份小样,认为这是一条“大鱼”,应该赶快发,不然它就缩回去了。他们的这个看法,是5月29日詹铭新到民族文化宫时听说的,在此之前,《光明日报》的 人(以及《哲学》专刊主编张世英)并不知道。

  项晴当时也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里,因此他能提前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并立即着手写文章反驳。艾、林文章发表的当天,项晴就把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社(当时社址在石驸马大街,离民族文化宫很近)。项晴的这篇文章对艾、林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学术部在收到项晴的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虽然观点同艾、林文章针锋相对,但并未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可以刊用,马上请示穆欣,穆欣同意立即发排。

  穆欣在一天里听到了对艾、林文章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就写了报告,连同刊登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和项晴的文章的小样,一起送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报纸和项晴的文章后,对穆欣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晴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进行讨论。

  这样,6月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刊登了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学术讨论阶段

  6月5日下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参加。康生把刊有艾、林文章和项晴文章的《光明日报》交给江青,让她送给毛主席。其后,康生说,他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吧!”康生有了这张底牌,就立即召集中央高级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任务。康生说:‘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是修正主义的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但是,在表面上,康生要求各报刊把这个问题当作学术讨论来开展“论战”。因为这场争论开始是以学术讨论的面貌出现的,而且观点针锋相对,因此,哲学界和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反应。6月4日,报社就开始收到来稿,到6月19日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收到来稿30篇(作者的职业和地区分布都比较广泛)。来稿中反对艾、林文章观点的16篇,赞成艾、林文章观点的14篇。这本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情况。康生指示《光明日报》:“‘正面文章’(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和‘反面文章’(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都要刊登,在版面安排上,或者将两种对立观点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或者轮流摆在突出地位见报,使人看不出报纸有倾向性。”当时,他说是搞学术讨论,但是,一开始就分什么“正面文章”和“反面文章”,实际上就否定了这是搞学术讨论了。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曾让康生给穆欣带话:“告诉穆欣,《光明日报》再登20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他也成不了右派。”直到6月27日,康生还要求《光明日报》“再放四篇反面文章出来。”

  康生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一开始就把各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牢牢控制在手里。特别是对《光明日报》,他不仅要求报社送去准备刊用的所有文章的小样,还替报社安排版面。在康生那里有一个班子来处理这件事(其中有高级党校的两位副校长协助他),决定稿件的取舍和版面的安排(这些本来是报社编辑部的职权,却被他们取代了),而《哲学》专刊由专家组成的社外编委会和主编,则更是被甩在一边,无事可做了。

  在开始的一个多月里,看上去很像是学术讨论,康生的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希望放出更多的“反面文章”,并进一步把最早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观点的杨献珍引出来。当然,康生的意图是一回事,而学术界的想法和做法又是另一回事。当时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并不是按照康生的主观意愿去做文章,而是抱着探讨学术问题的真诚愿望,认真地进行讨论,并发表了不少很有科学价值的见解。

  关于这场“论战”开头的情况,康生于1964年7月24日在钓鱼台8号楼召开的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讨论批判“合二而一”的方向、步骤的会议上,是这样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哲学》专刊主编是作为正面文章发的。他知道,文章是从党校来的,又由黎明拿来。报社有人提出疑问,黎明说没错。实际上报社编辑部也是当作正面文章发的。关锋那个“反修哲学小组”看到后,他们强烈反对这个东西。《光明日报》预先把项晴的文章小样和5月29日的报纸一块送来,我叫快登。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我叫江青送主席看。中央开会时主席已经看过。文章发表以前,党校已经议论纷纷,谈“合二而一”。我看了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就想这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

  所以,康生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杨献珍、引向政治问题。例如,讨论中,有的来稿联系到方以智,康生说,这样的文章一律不发表。本来“二合而一”观点就是方以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在《东西均》书中提出来的,在学术讨论中提出来有何不可?康生说:“一谈方以智,杨献珍就逃脱了。”再如,康生在6月24日审阅和修改项晴的第二篇文章《“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同姚永抗、潘庆斌两同志商榷》时,针对文中“潘庆斌同志把矛盾的解决和事物的转化当成‘合二而一’是根本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种观点是新奇的”,接着就对《人民日报》4月8日发表的陈浚的文章中的“二合为一”的观点提出批评,康生就说:“不要说‘合二而一’是从《人民日报》来的,而是从党校来的,从杨献珍那里来的。可和作者商量一下:留在以后再讲也可以,免得转移了目标。”(这篇文章按康生的指示修改后,于7月17日见报)为了追查《“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的背景,党校一位副校长(同时也是《红旗》副总编)在康生指使下,亲自主持会议,对艾恒武、林青山进行逼供,要他们承认这篇文章是杨献珍“授意”写的。但是,艾、林二人在会上只是如实地谈了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不承认是杨献珍“授意”写的。尽管没有事实根据,这位主持人还是说:“对于授意问题,不能从杨老是否讲过让你们写文章来认识,而要从本质上来认识。从本质上看,你们的文章就是杨老授意的。”

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在学术讨论阶段,康生的“引蛇出洞”策略没有把杨献珍引出来,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公开“揭盖子”的办法,硬把在这场讨论中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的杨献珍拉出来。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点了高级党校讲师黎明的名,在读者中、特别是在党校引起震动。同一天,毛泽东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这番话,使康生加快了从政治上批判杨献珍的步伐。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高级党校两名学员署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光明日报》于18日转载),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事先,康生说:“杨献珍是中央委员(杨献珍是1956年八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要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不能先在《光明日报》点他的名(当时《光明日报》还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这篇文章并不是党校这两个学员撰写的。据这两位署名的“作者”后来回忆,经过是这样的:“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校委指示我们写一个关于杨老在新疆班讲‘合二而一’问题的情况报告;7月上旬,又让我们在新疆班组织大家写文章揭发批判。7月16日,党校一位负责同志把我们两人找去,说有一篇文章让我们看看,如果同意的话,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表。我们后来才了解,这篇文章是康生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由康生直接主持的“中央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用谁的名义发表,据说康生开始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不同意;又准备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艾也不同意。他们提议用新疆班工作人员名义比较好,这样就找到我们两个人了。”

  7月17日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是1个转折,标志着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政治批判阶段。康生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第二天,他对人说:“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面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1个月,会发展向‘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上,会涉及到党校8年来的问题。”到了1966年11月5日,康生又洋洋得意地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了。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按照康生的布置,各报刊都转向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光明日报》于8月14日发表署名“撒仁兴”(关锋等三人联合的笔名)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以歪曲原意、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的手法,给“合二而一”强加了一系列罪名:“排斥矛盾斗争的哲学”、“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腐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等等,并危言耸听地说:“在今天,宣扬这种哲学,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对学术观点扣政治帽子、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的代表作。在政治批判中,开始阶段那种学术讨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8月下旬,《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署名“报导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这篇文章是康生在北戴河亲自召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定稿的),把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推向了高潮。文中说,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是“同党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196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对杨献珍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批判,对批判“合二而一”作了理论总结。

  这场“论战”,以学术讨论始,很快就转入政治批判,历时近1年,全国报刊共发表文章380篇。动用全国各报刊,集中批判一个观点、一个人,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而且剥夺了被批判者答辩的权利,是罕见的。20年后,到1984年,杨献珍在一篇题为《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文章中说:“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是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轰而起,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就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严重的后果

  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制造了一起政治冤案。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不但扣了一系列政治帽子,而且进行了组织处理。1965年6月4日,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给杨献珍强加了“十大罪状”:包括“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资本主义”、“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等。9月2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在这起政治冤案中,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因杨献珍而受株连,仅中央高级党校就有包括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等在内的154人被批判、遭围攻、受迫害,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讲师黎明被迫害至死。

  据统计,《光明日报》从1964年5月29日到9月30日共收到参加“合二而一”讨论的文章701篇,其中赞成或部分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当时称“反面文章”)210篇。这些文章只发表了少部分。而没有发表的“反面文章”,按照康生的指示,都没有退给作者,而是转给了作者所在的省、市委宣传部门(有的由宣传部门转到了作者所在单位),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反面文章”(发表的或未曾发表的)的作者,在当时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在本地区或单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当然,这场政治批判的后果还不止于此。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以及同时进行的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对李秀成的批判、对电影《北国江南》的批判等),严重的后果是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被破坏了,知识分子受到普遍伤害,使得人人自危。

  1965年3月,民盟中央召开学术座谈会,邵循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光明日报》为对象,泛论当前的学术批判。他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在“大论战”中存在“一窝蜂、一棍子打死、一边倒”的现象。

  1965年3月,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怎么最近看不见冯友兰、朱光潜他们写文章了,连最爱写文章的吴晗,好像也有很久不写文章了。是不是他们写文章有什么困难?现在我看见报上写文章的人,名字非常生疏,大概都是一些青年人。”他对不让被批判对象答辩表示不满:“不知道杨献珍、冯定他们对报上对他们的批判,有些什么看法。现在只看见批判他们的文章,看不见他们的答辩,这不好。人们都希望看到他们对这些批判有什么看法。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双方的文章都登才好。我看现在似乎有压力,被批判的人都不敢写文章,未受批判的人也不敢写文章了。”具体到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他说:“关于‘合二而一’的批判,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杨献珍究竟是个什么主张。他自己没有写过文章,批判他的文章引用的他的观点,又非常零碎,仅仅从他讲课的讲稿中摘出一些句子,究竟他完整的说法是什么呢?可以让他发表文章嘛!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有来有往,双方的东西都发表,才能使读者从中判断。我看后来有些批判杨献珍的文章,提得很高,杨献珍是不是有意识地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对此,他表示怀疑。他主张:“要为学术讨论创造自由讨论的气氛,使学术讨论成为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要让人感到有压力。”

  翦伯赞(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说目前报刊文章“以空对空,风气很不好”,写文章一出来就批判,弄得人人都不敢写文章了。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稿子也烧了,拿出来怕挨骂,怕别人抓住把柄扣帽子。翁独健(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说,现在大多数专家的共同心情是“纠缠不起”。他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是“轰”,助长了虚无学风,对学术真正有研究的人,一看就烦了,不愿跟着扯皮。周谷城(他在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中受了批判)说,现在老头子就是怕,不敢写文章,就怕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多写多挨骂,少写少挨骂,不写不挨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对《文汇报》记者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都是破的,立的文章几乎没有。批判文章是虽多却写得不深。现在知识分子是三“不敢”:书不敢教了,话不敢说了,文章也不敢写了。邵力子对《光明日报》记者说,你不要问我,我现在根本不看你们的报纸。第一,你们报上尽是长文章,我一见就头痛;第二,你们报动不动就骂人,我不愿看。现在有一股风,一说错就全错,错到底了,这样下去谁还敢写东西呀?谁还敢说话呀?连赵超构这样的老新闻工作者都说自己不会办报了:“对于办报,现在感到自己是外行,不行了。所以我最近已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专任社长。”

  冯友兰等人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目前书教不下去,是由于学术批判的结果而出现的危机。改变目前局面的办法,是先立后破。要拿出“本本”来,拿出“样板田”来,那么他们也可以照着去教书写文章。林庚(北京大学教授)说,批判最多搞一年半载,然后又要我们这些人一砖一瓦地搞几年。现在破立分工太明显,有人专破,有人专立,破的一定会粗暴,最好是两个队伍变成一个。不然,一时你讲话他成哑巴,一时他讲话你成哑巴。

  在当时的气氛下,知识分子纷纷要求报刊和出版社退稿,如向中华书局要求退稿或暂时不出版他们的著作的作者,就有:容庚(中山大学教授)《颂斋述林》、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大唐西域记》《引言》、夏承焘(杭州大学教授)《同轮楼词论集》、王季思(中山大学教授)《磨剑集》、单士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史话》、郭影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定国》、喻松青(近代史所助研)《道教小史》和《道教的起源与形成》、吴量恺(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张居正》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论文选》、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中国戏曲史》等。

  当时的情况表明,离“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远了。事实上,这些批判就已经叫做“文化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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