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弗报道的始末
——长篇通讯《追求》
樊云芳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栾弗,是本报和《山西日报》最先报道的一个重大知识分子典型,长篇通讯《追求》的发表在中国知识界曾激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发现、采写了这个重大典型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其中主要执笔者是刚踏进新闻队伍一年多的新手——《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樊云芳。采写及报道的成功,既有她本人的努力,更有背后一批资深记者的帮助。这个新闻界的新手,在10年后登上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奖台。

  那是1980年11月初,报社一位老记者从北京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知识分子得了癌症,现已病入膏肓,你能否去看望他一下?傍晚,我推开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12号病室的门,步入了这间窗帘半掩、光线幽暗的单人病室,我的心骤然紧缩起来:僵卧在床上的病人——与其说他是一个活人,不如说是一副骨骼!我还从未见到过一个人如此瘦骨嶙峋,心里感到骇然。病到这个份儿上显然已谈不了话,我正想退出去,病人家属魏蕴瑜却已站了起来。我赶紧表示“不打扰了,等病人精神好点再来”,没想到双目紧闭的病人听觉还很灵敏,此时翕动着嘴唇说了一句令我浑身一震的话:“记者同志,你是否看到我这个样子,感到很可笑?”

  “不……,没有……”我更加惶然,搬个凳子轻轻坐到他的床边,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垂死的病人。对方突然发出深深的叹息:“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抖抖擞擞地抬起右手,张开五指:“10本书……都还没有完稿……几十万张卡片,想编本辞典……来不及了。还有煤炭大学的计划……”

  真是不可思议,到了这种时候,还在想入非非!我劝他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考虑这些事。突然,两串晶莹的泪珠从他眼眶里夺眶而出,从瘦削的颧骨上滑落枕边。他哭出声来:“你们都在骗我,我的病好不了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呀……”

  从医院回来后,栾弗绝望的面影一直缠绕脑际挥之不去,这个垂死的病人对我产生了非凡的吸引力,许多悬念在脑子里旋转,搅得我不得安宁: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生究竟遇到了什么坎坷?为什么他白白失去了许多时间以至于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他苦苦眷念和留恋的到底是什么?是的,我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他的妻子魏蕴瑜,提出要采访栾弗。对方在电话里鸣咽了,说没有这个必要吧,他这一生什么也没有干成,没作出成绩,不值得你们采访。但我很固执,说:“那我就采访他为什么一生什么也没干成。”

  之后,我和爱人丁炳昌——当时他是《山西日报》的编辑——断断续续到病房里采访了栾弗近20次。话题很广泛,从他个人几十年的经历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处世原则、治学方法到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每到傍晚,我们来到这间摆着仙人掌的静谧的病室,与这个垂危的病人轻声细语地交谈两三个小时——这是他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

  逐渐地,我们了解了他的一生:他原是台北大学高才生,因画漫画讽刺蒋介石卖国,被国民党通缉,于是在解放前夕搭乘一艘货轮从台湾偷渡到大陆投奔革命。一踏上大陆的土地,正遇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他被保送到山西大学继续求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生中教过13门课程,翻译过15个语种的书籍资料。但由于他是从台湾跑回来的,“特嫌”的帽子戴了30年,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文革”中差点被打死。“四人帮”被打倒后,好容易有了工作条件,刚要大展宏图,不料髓部被打伤部位已诱发了骨癌……

  “我一生是个悲剧,一切都来不及了。”每次谈到自己的经历,他都泣不成声,并反复同样一句话:“时至今日,我只存一个希望,希望自己是我们国家历史悲剧中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是我们党极左路线祭台上的最后一件供品。”

  栾弗的悲剧,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控诉感:要控诉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摧残。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通讯,标题叫“仙人掌”,寓意栾弗就像一棵仙人掌,生长在沙漠里,给于他的水分和养料是那么少,但他却尽其所有,献于人类。

  稿件送到报社,记者部主任卢云看后指出,栾弗的事迹感人,但通讯没有写好。第一,记者在文章中大发议论,简直快成大批判稿了,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摆得不充分,写得不生动。应该倒过来,让事实来打动读者。第二,“这一类主题已经不新了。”

  “不新了”,这是什么意思?卢云说:“四人帮”已倒台3年了。3年来,文艺刊物、银幕和报纸,连续不断地刊登了大量揭露“四人帮”与极左路线的作品。类似栾弗这样的悲剧,人们已屡见不鲜。报纸是新闻媒介,它的消息要令人耳目一新。要让栾弗这个人物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光叙述他的悲剧显然已经不够了。必须寻找新的角度,开掘新的主题。

  卢云还说:回去下功夫重写,写好了可以给你3000字的版面。

  说实话,我本来也没指望这1万多字的长稿子能“成功”。光明日报社人才荟萃,一些资深名牌记者经常甩出一个版来,令我等这些新来的年轻人眼红心热,想自己才进报社1年多,又是个驻省记者,算老几?一年来最长的见报稿未超过2000字,现在卢云竟网开一面答应给3000字的版面,3000字,这对我来说,也已经是一座“高峰”了。

  回来以后,我和丁炳昌又去采访,想重写。但要有一个新的角度,什么角度呢?栾弗的悲剧老在脑际盘旋,我们脱不开它。但卢云的第一条意见我们听进去了,即必须把事实写充分,而无须作者自己站出来控诉。

  于是,我又动手写了第二稿,标题就叫“癌”。以“癌”为主线把整个故事串起来:栾弗是怎么得的癌,他如何与癌抗争,如何悔恨“一切都来不及了”。这里的“癌”包含两层意思:一指栾弗身上的骨癌,二指摧残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如果不把这个肿瘤切掉,一切都没有希望。由于情节集中、紧凑,其事迹本身就很生动,所以这一稿虽然主题不新,倒也很感人。全文又是14,000多字,没有按卢云的要求写,因为3000字绝对容不下这么多内容,但对要不要再送北京,犹豫不决。丁炳昌就先来个投石问路,把稿子送给《山西日报》的几位老记者过目,他们看后,极力鼓动:“非常感人,快,快送去,肯定会用。”我给自己壮了壮胆,又往北京跑。先“汇报记者站工作”,说到最后,“图穷匕首见”,把那篇《癌》拿了出来。卢云睨了一下,首先翻到最后一页看页码:“哟!又是1万多字!”我脸红心跳,赶紧解释:“用不用没有关系,只是请你指教。”

  不料翌日一上班,他主动叫我去,说:“小樊,这一稿比上一稿高明多了,看来只要作者有信心,文章是可以改好的,不在于资历长短。”他很痛快:“这样吧,给你一个版。”

  这简直是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我迫不及待地问:“那什么时候用?”卢云说:“不要急嘛,还需要重写。”我一听又凉了半截,不是说“高明多了”,怎么还要重写?卢云说:栾弗这个人,让你激动得连写两稿,都是万言书,而且有勇气送到北京来,他到底是什么地方感动了你呢?光是因为他的经历太惨吗?不是。我听你讲的过程中,你对他很崇敬,因为他特别有才华,他的情操很高尚,追求十分虔诚;但这一切最后都被摧毁了,正因为如此,才特别震撼人心。也就是说,栾弗的美好追求与摧毁这种追求的极左路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越是把人的美好追求表现充分,对极左路线的揭露也就越深刻。因此,我建议你把主题的重心移一下,从揭露极左路线,移到歌颂美好的追求上。卢云说,昨晚看了稿子我很久睡不着,我想,这篇通讯的标题干脆叫“追求”。栾弗他毕生追求国富民强、追求共产党、追求真理和正义,这种追求精神是当前迫切需要提倡的时代精神,他的形象是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这篇报道写好了,栾弗就会成为时代的典型。

  卢云的一番话,直把我说呆了。他是光明日报社50年代的名记者,我当然非常相信他的话,既然这可能成为“时代的典型”,我也巴不得能抓住它。但再一想,这可不是玩的,等于把原稿推倒重来。因为以前的采访重点在“揭露”,他怎么挨批斗、受委屈啦,这些材料不少,至于他的“追求”,为什么要追求,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追求……采访中有所忽略,这方面内容不够充实。再说,写死写悲剧容易感人,正面典型要写到感人肺腑的程度谈何容易,自己的水平就那么一点,哪有什么把握啊!无奈,我提出要求:“要不,先把这个稿件发了吧,等以后碰到类似的典型,再选择‘追求’的角度。”卢云语重心长:“我当记者几十年,深知一个记者,一生中碰上这样的重大典型是不多的,如果你这一次轻轻放过,将会后悔一辈子。”“可如果《追求》写出来还不如《癌》,又怎么办呢?”卢云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还没动手就先想到失败,如果这个稿子写不好,不能把栾弗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你就对不起栾弗,也对不起读者。”我又提出了个条件:如果《追求》写得不如《癌》,就请发《癌》。卢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答应你。不要再在这里蘑菇了,赶快回去。争取栾弗生前见报。”

  没法,只好回去。一路上,一直在想,栾弗最感动我的是什么?譬如他像蜜蜂一样采集花粉,自编讲义,再自己一笔一画地刻印,他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是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不能传授给他们陈旧的知识,要把最新成果交给他们。”譬如,在那乌云遮天的年代,他冒着大雪,到“大叛徒”家拜年,并挺身而出,为自杀身亡的老院长写申诉书;他忍着骨癌的巨痛,到处奔波筹建山西煤炭工业大学;在生命垂危时刻,他向党支部表达了最后的心愿,“我死后,请党追认我……我总算追随共产党30年。”……

  是的,难道不是这一些情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吗?不把这些写充分,光突出他怎么受审查,挨批斗,怎么受癌病的折磨,悲叹“一切都来不及了”,的确是显得肤浅了。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我们写悲剧,不是要人们消沉、泄气,而是要人们深思、奋起。栾弗的追求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那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人民的财富,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因此,栾弗不是一个可怜的弱者,而是一个始终没有被征服、被摧毁的强者。他的一生是悲剧,但这场悲剧回荡着雄浑壮烈的旋律,扣人心弦,摧人奋进。

  说来也奇怪,文章的主题一变,许多以前并未引起重视的情节和细节,此刻像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我眼前熠熠闪光,而且就连我自己的心情也变了,以前写《癌》,心情是沉重的、压抑的,而现在,心头跃动着一股明快、乐观、壮烈的激流。我真恨不得一步跨到栾弗的身边,告诉他这个喜讯:部主任已经答应给一个整版,他的追求、他的心愿都将通过报纸,转达给千百万读者……

  但当我一步跨进病房时,发现事情不对头:只见病床已经空了,一个护士在用来苏尔水消毒,一个不祥的念头闪电般掠过脑际,禁不住大声喊了起来:“栾弗哪儿去了?”

  护士看我一眼,“他昨天去世了,根据本人的遗愿,遗体已送到肿瘤医院,供医学研究用。”

  我二话不说,蹬上自行车就往肿瘤医院赶。到那里,找到了太平间管遗体的老头,他从架子底层抽出了一个铁匣子。

  怎能想象在这具冰凉的、皮包骨头的遗体里,曾经跳动着一颗如此执着追求的心?在走完了漫长痛苦的历程,熬完了身上最后一滴油之后,他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这究竟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幻灭”?

  特别令我悲痛难忍的是,他的眼睛还半睁着。我想,你难道死不瞑目吗?你还留恋什么呢?应该说,这个世界对你是很冷漠的,可你对这个世界是如此火热,以至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还不忍闭上自己的眼睛。是因为你的10本著作还没有最后“完成”?是你还未来得及给你的学生讲完最后一堂课?是因为你精心设计的山西煤炭大学的“鸟瞰图”还未能变成现实?是因为山西还未能给国家提供更多的乌金?……我猛然想起了他每一次见面都要反复提到的一句话:“我这一生已经完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希望自己是中国这场大悲剧中最后一个牺牲者,是我们党极左路线祭台上最后一件供品。”难道是为了这个,你还死不瞑目?这时,我感情的闸门无论如何也关不住了,泪如雨下,抽搐得喘不过气来,我哭得跪倒在地下,连那老头也动了恻隐之心,问:“你是他的女儿?”“不,我是他的学生。”我站起来,在遗体前久久地默哀。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卢云这句话的分量“你作为一个记者,如不能把这样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真实地介绍给读者,你就对不起栾弗,也对不起读者。”

  栾弗的眼睛从睫毛的缝隙中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面对着这位令人崇敬的老师,我默默地立下了誓言:为了让所有活着的人不再重复你的悲剧,我要把你的遗言转达给党和人民,为了使你的追求精神永驻人间,我要把你的形象镌刻在广大读者的心上。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我已义无反顾了:这个稿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以前希望赶在他活着时发表,现在反正赶不上了,可以从从容容地采访和写作了。

  从这时起,丁炳昌也参加进来一块写作。我们一起参加了栾弗的所有追悼活动,目睹了极为感人的场面:虽是寒假,冰天雪地,老师和学生闻讯赶来参加追悼会,灵堂里站了几百人,悲切的哭声盖过了外面寒风的呼啸声。等我们从殡仪馆出来,迎头碰上了老院长的老伴,老太太没有车,又是小脚,步行了10里地赶来,一见到我们,顿时嚎啕大哭,因为她没能赶上追悼会。此时,又有很多栾弗的学生把我们包围了:“求你们了,一定把我们这位老师写出来!”当场就定下了20多个座谈会,一直排到大年夜。

  大年夜那天,雨雪纷飞,我们骑车20多里地赶到化工厂采访。

  大年初一,家里来了几位客人,我在厨房里炒菜,左边口袋里揣着菜谱,要放什么调料,拿出菜谱看一下;右边口袋里装着稿纸,突然蹦出几句精彩的话赶紧掏出纸笔记下。

  这第三稿,我俩写了10来天,18,000多字。毫不迟疑立即往北京送。我认为这一稿写得最动情,是一边掉眼泪一边写的,栾弗的形象也最高大,应该是成功之作。会不会失败?我不愿想,也不敢去想。但最不敢想的偏偏叫我遇上了。卢云看完稿,说:“很遗憾,这一稿的确不如上一稿《癌》感人。”

  我一听头脑“轰”地一声发怵了。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已尽力而为。我转身走出办公室,找到最初给我提供线索的那个老资格记者,请求他把稿件接过去,我说,你要什么材料我保证提供——可以说我是应有尽有,将来稿子我也不署名,只要能把栾弗写出来,发表出去,我一辈子都感谢你。可他却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那怎么可能呢?我也没采访,你还是自己完成吧。”

  卢云当然也知道我的心情,“你不要急”,他安慰我。他把全记者部的同志召集起来,讨论我的稿子,让大家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讨论很热烈,大家竞献锦囊妙计,但要把这些意见渗透进稿件里,并非易事,我心乱如麻,急得直想哭。卢云又把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请来,让他指点我一下。

  理由看了稿子,又听我滔滔不绝地讲了2个多小时,他说:“我明白问题在哪里了。这一稿不成功,关键是没写出栾弗的人情味。”

  “人情味?”我茫然不解。

  理由解释说:“我看完稿件,这个人物并不能非常感动我,但当我听你叙述时,人物变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深深打动了我,为什么?因为前者是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让人感到可敬而不可亲,而后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人的喜怒哀乐,人的个性和爱好,人的家庭生活,人的情趣追求。”

  他进一步解释,譬如,栾弗爱花,他把紫罗兰,竹节海棠等杂种在一个大花盆里,然后跟人夸耀,“这是我的西双版纳”,这为什么不写进去?又譬如,他千里迢迢回家探亲,一进门先向久别重逢的老黄猫问好,还抓起它的爪子跳舞,为什么不写进去?还有,他去钉鞋,听老皮匠诉说年纪老了,生意清淡,他不声不响去扯了2尺白布,精心画成广告,并亲自给老皮匠挂在竹竿上,说:“这可以给你招来生意”——这么好的情节为什么不写进去?

  “这一些,跟共产主义追求……”我有点茫然。

  理由笑了:怎么?你认为这些跟追求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吗?不,正因为他如此热爱生活,才可能如此挚爱他的事业,正因为他对周围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深切的爱,才可能如此热爱人民。不能想象一个对生活冷漠无情的人会热烈追求正义的事业,也不能想象一个对周围人的疾苦无动于衷的人会挚爱他的国家和人民。

  理由的这一番指点真使我茅塞顿开,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是呀,原以为种花啦,给老皮匠画广告啦,都是不值一提的生活小事,只有要求入党,拼命工作,才是追求精神;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平凡小事才使那种崇高的追求精神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与富有人情味的,方使栾弗的形象变成了立体的与有血有肉的。在第三稿里,由于我们筛选掉了这些“低层次”的小事,光写“高层次”的“大事”,结果使立体的人物变成了平面的,使丰满的形象变成了干瘪的。再“高大”的人物没了人情味,他的感染力与魅力就大打折扣。

  这时,我才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说得多么深刻呀!

  这一下思路清晰了。第四稿怎么改?很明确,就是渗透人情味,在原有的基础上,着重刻划栾弗“平凡”的一面,“人性”的一面,使他从一个“高大全”的先进典型,恢复到活生生有七情六欲的人。

  这时已到元宵节。我上街买了10块方便面,10个面包,回到住地——报社的一间小屋,关起房门便开始苦干。这一次思路好像特别畅通,栾弗的音容笑貌,通过笔端流泻到纸上,自觉写得自由、奔放、抒情,一气呵成,而不像写第三稿时那样运笔拘谨、刻意雕凿。一连苦战3天,又是14,000字,完稿后通读一遍,自己也吃了一惊:虽然文章的“躯干”还是那几大块,但人物形象已“面目全非”了,变得幽默、机智、可亲,富有生活情趣,又有执着的追求。呵!这才是我所熟悉和崇拜的栾弗!

  一大早去交了稿,回来便睡觉,但哪里睡得着?脑子里在走马灯似地构思着各种方案:万一这一稿还通不过,又该怎么办?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得更好些?竟然又想出十几处,正要拿笔把它们记下来,卢云派人来叫我去。我想,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站到卢云的办公桌旁,我简直不敢看他,也许他又要说:“很遗憾,这一稿还不如上一稿。”我的心怦怦直跳,连呼吸也不匀称了。

  “这一稿么,”他顿了顿,又在稿子上改了个错别字,才接着说下去:“总算过得去了。拿去发排吧。”

  喜讯来得太突然,我反自问:这可能吗?见我呆着不动,卢云把稿件递到我手里:“快去呀,送排字房。”

  我接过稿件飞也似往外跑,简直像皮球一路滚下楼去,又一头冲进排字房……

  小样很快就排出来了,分送报社主要领导,编委会开了会,认定这是1个重大的知识分子典型,要作超常规宣传,初步计划连续报道1个月,让我立即回太原组织第二三批稿件。报社几个总编辑分别把我叫去,讲了宣传这个典型的意义,嘱咐我回去后用心尽力。这时我已经乐得有点头晕了,不管你们说什么,反正我点头称是。

  1981年3月26日,长篇通讯《追求》同时发表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宣传了1个月,《山西日报》连续宣传了2个月。光《光明日报》编辑部就收到1200多封读者来信。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台和《新华文摘》等转发转播了《追求》。《追求》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电影剧本、连环画。之后又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作品,并被陆续选进20多种书籍。

  之后,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了全国10大先进典型,栾弗就是其中的一个。

  稿件发表后,曾有些刊物约我和丁炳昌写体会文章,想来想去,最深的体会有一条:记者要与自己的“主人公”一起去追求。记者所采写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他们终身都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记者则追求把他们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在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中,记者才有可能发挥出超常水平,也才有可能攀登新闻写作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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