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炮火采访
——朝鲜战场采访轶闻
方明 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两次去朝鲜战场采访。一次是1953年朝鲜停战,一次是1954年遣俘斗争。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些事情当时是不能或不便报道的,现在写来叫做轶闻吧。

和南朝鲜军官会晤

  朝鲜战场停火是1953年7月27日上午,那时,我正在开城东南前线最前沿的阵地——红山包。这是一个无名的红色土丘,战士给它起名叫红山包。东南方几里外就是敌人的阵地一五五高地。

  7月29日,红山包的指挥员告诉我,一五五高地的李伪军派人来联络,希望今天上午在双方阵地前方等距离的地方会晤。指挥员希望我担当此任,并配备一位翻译。作为一个记者,乐于此行。于是和翻译一起,立刻向前沿走去。

  在红山包的南沿我们下了坡。翻译同志在南坡下说:“你看看这里的土”。我抓起一把土,这土比我们吃的面粉还细,柔软地从手缝里往下流。这位同志说,这里的土地被千千万万的子弹和炮弹轰击过,千千万万次被分解过。敌人的一五五高地,高高在上,天天向这个低矮的土山包轰击。这种形状的土,也是战场上的一种奇迹。

  下了红山包土坡,便是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不但无人,任何鸟类和兽类也不会在这里存在,所有高树都被打断。但各种各样的蒿草,却长得比人还高。

  我们发现了人影。在前方有三个穿李伪军制服的人正招手示意。我前去和他们握手。他们非常热情和高兴。他们穿的是美军发的军服,其中一人是尉级军官。他们是美陆军一师第五中队,相当一个团。

  通过翻译,我向他们讲国际形势和世界和平,但从他们脸上看,对这种话题显得很冷淡。我问他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我们历来对中国有感情。我们觉得和中国人像兄弟一样。我们和美国没有感情,也不欢迎美国人。但他们援助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乍听很吃惊,这竟是战争对手的语言。但又想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南朝鲜人的真实感情。这是由千年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

  他们还说:“我们现在很穷,美军的供应不给我们,我们连烟都没得抽。”我赶快把一盒东北出的大生产牌的烟给他们。这种烟在中国是中等偏下的牌子,比前门烟还低一点。他们连忙感谢,并要求再给他们一盒,但我手中只有这一盒了。

  他们又提出,能不能给他们三双球鞋。他们说,中国的球鞋在南朝鲜是很高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当时无法想像,南朝鲜竟这样贫困,如果知道,我们至少可以多带几盒烟来。

  当时的南朝鲜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

  我们正谈着,对方又从草丛里冒出两个人,其中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看来,他们担心同伴的安全,催他们回一五五高地。

岳黑旦回归

  遣俘斗争是朝鲜战争的一个特殊战场,一场更复杂更激烈的斗争。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1月,在中立区建立了若干解释帐篷。由志愿军代表,向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解释,劝他们回归祖国。

  哪一个被俘人员不愿意回家呢?但是,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在战俘营里做了数不清的极为残酷的血淋淋的暴力活动。比如,把公开表示要回国的战俘剖腹、挖心。还把心煮熟了,切成小块,让每一个战俘吃掉。你吃了同志的心难道还敢回国吗?还有,强迫战俘在身上(胸、背、臂、脑门上)刺上污辱共产党、毛主席的字。难道带着这样的刺字还能回国吗?

  因为这些原因,被俘人员岳黑旦坐在解释帐篷里,满头冒汗,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要回去,一会儿又说不回去。解释了很长时间,无从认定。志愿军代表认为他是要回来的,美方提出抗议,认为他是不愿回去的。最终由中立国的代表印度人裁决,把岳黑旦带到板门店中朝方面。

  我采访了岳黑旦,谈了很长时间。

  朝鲜战争开始时,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很快解放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畔。本来,朝鲜人民军想一鼓作气,拿下朝鲜半岛最南的城市釜山,把李伪军赶下海。但到了洛东江畔,李伪军在南岸固守,朝鲜人民军就是过不了江。后来,美军在朝鲜西岸仁川登陆,沿临津江布阵,拦腰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并北过三八线,直到我国的鸭绿江畔。

  志愿军出兵朝鲜,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并越过临津江,第二次解放汉城。志愿军没有及时撤回临津江以北。结果,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同样,切断了志愿军退路。

  岳黑旦解放战争中参军,入朝作战时担任排长。他所在的部队就是没有退路的部队之一。他说,那时,成团、成营的有完整建制的部队,在临津江以南的山区转来转去。这个地区的所有村庄,都被敌人烧毁,群众被赶走,因而找不到一粒粮食。部队逐渐地各自为战。

  岳黑旦说,他吃过青蛙,各种虫子和树叶。后来,他藏在一个草棚里,还是被敌人抓走。

  岳黑旦含着眼泪谈他的家史。他在童年的时候,家乡大旱,全家逃荒。母亲抱着刚刚一岁的妹妹。母亲把妹妹放在一棵树下,在妹妹身旁放下他们仅有的一块白薯。父母和他紧走几步,远远地离开了妹妹。父母认为,妹妹跟着他们肯定要饿死,如果有个好心人把妹妹捡去,或许会有活命。已经20年过去了,岳黑旦总想着妹妹醒来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岳黑旦参了军,家里分了地,盖了房子。岳黑旦说,共产党对我们穷人恩重如山!我怎么可能要去国民党的台湾呢?!可我身上刺了那么多恶毒的字,我有一千张嘴能说得清吗?

  据说,我方被俘人员回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歧视。后来才有实事求是的政策下来。被俘,是不光彩的,但具体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被俘难道是一个普通战士以及下级军官应当承担的责任吗?

采访琐记

  在朝鲜战场的采访过程中,有些是很特殊的事物,有些也比较有趣,本来可以写成杂记或散文,但那时报刊很少刊登这类文字,至少当时的《光明日报》没有,所以,这些事物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在解释帐篷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帐篷里主角是志愿军代表,他们坐在帐篷东南角一个桌子的后面,被俘人员带上来以后,就坐在他的对面。帐篷里还有印度、瑞士、瑞典等中立国家的代表。记者席在西北角,所谓“席”就是一条长板凳。有一次我进入帐篷,坐在长板凳的一端,挨着我的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不懂汉语,身侧有一位翻译。这个翻译是台湾来的,只是穿了一身美式军便服。在帐篷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够复杂的了。

  在板门店,我们的发言人每天要会见记者,其中英国和美国记者每次都来。我们当然也必须到场。

  一天的采访事务,到下午5时可以结束。这时就坐一辆吉普回开城记者团。每天人多人少,都是坐这辆吉普,一次竟坐了12人。实际上不能说坐,而是一人一人地摞上去的。许多人坐在一些人的肩膀上,头顶上。

  在北京时,是杨刚和熊复找我们谈的话,要求我们在遣俘斗争中,主要以通讯的方式,具体地、细致地、生动地揭露敌人,反映被俘人员回归祖国的愿望。因为材料比较充分,因而,《光明日报》和《大公报》基本上每天发一篇通讯。稿件要在晚7时至9时半期间完成,以便当天发电,次日发表。超过晚10时,电报就发不出去了。

  因而,从下午5时从板门店上吉普车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谁说什么话,都充耳不闻。脑子里高度转动,今天这篇通讯,使用什么材料,怎样结构,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在饭桌上,脑子里也转动着写稿的事。吃完了饭,就伏桌急书。但字迹要让人看得清楚,译电员不可能找你认定某某字是什么。稿子多数在1000字以上,因而,写作速度必须是一小时500字。写下来,看一遍,纠正一下个别字句就发了,绝无打草稿再抄写或对文字做大的改动的时间。这样的稿件,我连写了30几篇。

  回北京以后,忽然觉得身体衰老了很多。

  但这却是终身受用的一次锻炼。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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