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目前为止的21年的记者生涯中，最令我骄傲的报道有三组，其中一组就是山西吕梁地区拍卖荒山荒沟荒坡荒滩(简称“四荒”)使用权，进而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的系列报道。

　　这不仅因为《光明日报》厚爱我，将我六上吕梁山写的四篇通讯、一篇访谈录、一则消息全部发在头条位置上，其中三篇通讯、一则消息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一篇通讯、一篇访谈发在四版头条的位置上。更因为吕梁的经验通过报道引起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后，很快被党中央、国务院提炼成一条指导农村工作的大政策颁发全国，从而使我国的“四荒”治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这组令我难忘的报道是怎样产生的?我想，如把记者采访比作寻宝的话，这是我六上吕梁山苦苦寻觅的结果!

　　我小时候怨山、恨山，但知识使我很快明白了：当山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木时，山就变成了一座绿色宝库。我向往绿色宝库，然而在那个时代，这只能是一个梦

　　我出生在吕梁山中段的一个小山村，从我记事起，眼前就是一座座光秃秃的数也数不清的黄土山。

　　但知山的厉害还是1962年的事。那一年仲夏，10岁的我去百里外的一个小山庄走亲戚。那天天不亮就起程，一路翻山越岭，不到晌午就走了60里路。休息时，我双膝酸痛，又走了十几里后，腿里像灌满了铅似地怎么也走不动了。而我的眼前，仍是一座座陡陡的山，好容易到了山顶，眼前又出现了一座山。山连着山，套着山，前面还不知有多少座山!我开始诅咒山，怨亲戚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山连山的鬼地方。

　　对山有更大的恨是在60年代末。那时我刚初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上面为多打粮，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成年组织我们在山上修梯田。今年好不容易修了一座山，明年一场大雨，一层层梯田便成了一面面小山坡。粮没打下多少，土却被冲走不少。山越来越瘦，人越来越穷。山不仅吞噬了乡亲们的心血和汗水，更毁灭了乡亲们的希望和追求。

　　开始对山有感情是上大学读了一本写山林之利的书后。该书说，山光秃秃时，山是滋生干旱、风暴、洪水的罪魁祸首；但当山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木时，山又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注：此话现在看来不妥)的绿色宝库。读着这段话，我一下想起了我的家：光秃秃的吕梁山，渴望有一天山上能长出满坡满坡的绿树来。然而在那个“以粮为纲、百业杀绝”的年代，这只能是一个永难实现的梦。

　　我发现了一条让山长出树来的好政策，并冒着得罪一级组织的危险将它见诸报端，然而它却像一颗流星亮了片刻就消失了。我为此忿忿不平，有次还伤心得掉了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石破天惊的事实引起我深沉的思考：为什么1980年前全党抓农业，就是解决不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种植后，仅两三年功夫，农民的粮食就富富有余?由此我想，能不能把荒山荒沟也承包给农民，让农民去植林造林?也就在我进行这种假想时，山西河曲县一位叫苗哄瞒的老农民作出了回答。他1982年承包了一条沟，仅3年功夫，就在沟里栽满了树。国务院领导及时发现了这个典型，号召农民向苗哄瞒学习：承包荒山荒沟，大搞小流域治理。

　　也许是我对绿色宝库有着执着的追求吧，这时已成为一名教育记者的我常利用下乡采访的机会看农民承包荒山荒沟后的治理情况。我发现：治理者有，但包而不治、治而不力者也相当普遍。问县乡干部个中原因，都说“农民落后，看不到长远利益”。

　　1985年8月，我和时任《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梁衡到吕梁地区岚县采访。县委书记牛西午说，岚县为调动农民的种树积极性，出台了一条中幼林作价有偿转让的新政策。他解释说，农民现在有饭吃了，但仍很穷，种粮当年就有收益，就能解决农民眼前的一些实际困难，而种树，五、七、八年也见不到利。农民连眼前的坎都过不去，哪还有心思想长远。加上我们以往政策多变，农民怕树还没长大，政策就变了，谁也不种树。现在好了，有了这条新政策，农民一种起树来就可以卖；不仅农民的可以卖，凡集体的残次林、未成材林都可以卖。这就既顾及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又消除了农民的怕变心理。他怕我们不信，陪我们到乡下采访。在该县长沟村，一位姓李的老汉买了村里的100亩残次林，仅两年功夫，就在林里补栽了一万棵青杨树。老汉算帐说，一棵树长一年一块钱，10年后我就是10万元户。

　　岚县的做法激动人心，我们立即写了一则《岚县试行一条林业新政策》的消息传回报社，不想此举触怒了吕梁地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他打上门来责问我：“岚县是败家子做法，你为什么要支持?”我请他说说理由，他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有偿转让，实质就是卖!卖、卖、卖，几年后，岚县的林子全成了个人的，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说：“你说的个人不就是岚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吗?他们是岚县的主人，主人有一片林子，怎么就成了败家子?”他先无言以对，后气急败坏地说：“我说不过你，但岚县的做法我们研究了，不能见报!”我说：“你的意见我转告报社，见不见报，应由报社来决定。”我如约将他的意见转告了报社，但报社还是决定发我们写的消息，且发在了一版显著位置上。

　　也就在这一年10月，耀邦同志来吕梁视察。当牛西午汇报到中幼林作价有偿转让时，耀邦同志特别兴奋，详细询问了这条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老牛受到耀邦同志的青睐，很快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但意想不到的是，耀邦87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后，这条政策也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而被彻底否定。我为此忿忿不平过，一次没人的时候，还伤心得掉了泪。

　　一份久已盼望的文件出台了，我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又怕政策的制定者大祸临头。我思之再三，决定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先把动作最快效果最好的岚县“抛”出来

　　重温绿色宝库之梦是从1991年冬开始的。这年秋，善于思考、有胆有识的原吕梁行署副专员姚新章担任了吕梁行署专员，不久又改任为地委书记。一次采访中，我向他说了岚县的做法及夭折的经过，他先沉默不语，后痛快地表态说“我明天就去岚县”。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岚县的做法不错，我想推而广之，连荒山荒沟荒坡荒滩都卖给群众。”他说：“吕梁才3、400万亩耕地，而荒山至少有700万亩，吕梁穷在这些荒山，希望也在这些荒山。”还说：“吕梁人认卖，买下来，才有了权属感，才感到是自己的，才能放心地去治理。”我说：“卖效果肯定好，但土地是国家的，能卖吗?”他说：“我也在这里卡了壳，此事仅是个想法，请不要对外人说。”

　　一天我去太钢采访，谈到企业改革时，总经理李成说：“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无论是企业还是职工，积极性都比以前提高多了。”李成谈的是企业，我却又想到了荒山。我想：如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姚书记的思路不就畅通了。回家后，我立即给姚书记打电话，他说：“我们想到一起了!”“好，你的想法什么时候出台?”他说现在还不行，但会有出头之日的，让我耐心等待。

　　我等啊等啊!1992年3月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我的案头响起。我拿起听筒，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传入我的耳膜。“啊，是姚书记!”我惊喜地向姚书记问好，他却平静地问我：“听到小平同志南巡的消息没有?”我说听到了，他又问：“有没有说要搞市场经济?”我说听说了但不确切，他说：“要真这样，咱拍卖荒山使用权就有了理论依据了。”我们还说了许多。放下电话，从不祈祷的我不禁双手合一祈求邓公关于搞市场经济的消息是真消息。

　　1992年8月，一份我久已盼望的文件《吕梁地委行署关于拍卖荒山荒沟荒坡荒滩使用权、加速小流域治理》的文件出台了。文件规定，不管是谁，都可购买“四荒”的使用权。购买形式，可竞标拍卖，亦可招标、议标拍卖。购买期限，可30年，亦可50年、100年。姚书记的秘书杨声给我传来文件后，要我好好报道报道。我说：“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没的说!”但开始动笔时，我又犹豫了：这份文件，倾注了吕梁人的实践和姚书记的心血，万一上面不同意，说这是在搞土地私有化，姚书记不就大难临头?!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我不能图自己痛快给朋友招灾!但又一想：像我这样一位积极向往热情支持的人都心有余悸，吕梁一定有不少人对这一政策在怀疑在观望，我有责任利用人们对党报的信任心理，为姚书记鸣锣开道!但怎么开法呢?我思之再三，决定先写一个县的拍卖情况，如果错了，县有地区保着，地区则主动纠正不就可溜之大吉?!我找到了万全之策，立即赴吕梁采访。听说岚县拍卖的动作最快效果最好，又立即去岚县。

　　1992年9月21日，我写的《欲要山长树，先让人恋山——岚县拍卖荒山荒沟使用权，为治山人再吃定心丸》的消息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在早间新闻中摘播了这条消息。10月9日、15日，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石家庄市分别组团到岚县考察荒山荒沟使用权的拍卖情况。据石家庄的同志说，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看了岚县拍卖“四荒”使用权的报道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农村改革的又一创举。”10月份后，来岚县参观的人更多，据统计，从这年9月到第二年5月，全国31个省、市、区中，除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台湾省外，都或来人考察过岚县的“四荒”拍卖，或来函索要过拍卖的有关资料。吕梁则乘势起风，在全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荒”使用权拍卖新热潮。

　　感谢温家宝书记，更感谢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副总理，他们慧眼识珠，在肯定吕梁经验的同时，又将吕梁的做法提炼成一条我国农村工作的大政策推行全国

　　尽管吕梁的做法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的赞同，但这并不等于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为得到这种认可，我决定二上吕梁山，通过《光明日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吕梁拍卖“四荒”使用权的真实情况。

　　我来吕梁时，吕梁拍卖“四荒”的文件已出台8个月。地委农工部将我请到春光融融的会议室，让我采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则坚持要到治荒点看看，好好采访一下治荒人。我解释说，我这样做，一是想看看这条政策的实践效果，二是不想干巴巴地仅写吕梁的具体做法，因为仅写具体做法，很容易使外地人因觉得吕梁的具体做法不适应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而怀疑拍卖政策的正确性。但如写效果及由此给吕梁带来的巨大变化，不论什么人，都会从效果上认识这条政策的重大价值。

　　我第一站采访的是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闫金龙。他在方山县马坊镇东部20公里的地方买了一条沟。我早9时到马坊，汽车行驶4公里后，一颗斗大的三角石头将前胎割破，20分钟换好轮胎后又走，没行几步，后胎又放了“炮”，没办法只好步行。11时35分到了一处昔日放牛人住的小土院，老闫正在院子里浸种子。他先谈了他为什么要买荒山后又带我在山头转，并边转边讲了他的治理规划和治理后的诱人前景。下午2时50分了，我饥肠咕咕，但见老闫没有给做饭的意思，便往马坊返。这一天，我到下午6时18分才吃了碗没有任何菜的“白皮面”。也许是饿极了，这碗“白皮面”竟比宾馆的饭菜香得多。

　　最险的采访是到临县汉高山采访李秋生。汉高山，相传是汉高祖刘邦斩蛇的地方，四周荒无人烟，山里坡陡壁立。县里的同志说路太险，派个人把李秋生叫回来谈谈，我说我在城里住惯了，想看看山路。我从县城启程，汽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叫孟家焉的地方。从孟家焉东行500米，一条大沟便横在我面前。而所谓下沟的路，准确地说是条飘在陡峭的山坡上的若隐若现的“白带子”。我小心翼翼地迈向“白带子”，没走10米远，一条土黄色的毒蛇倏地从我脚下溜走，我心一惊，急忙后退，不想一脚踩空，身子便箭一般地朝山下滑去。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滑出十几米两腿叉在一棵酸枣树上才清醒过来。我向下一望：“妈呀，悬崖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

　　我就这样艰难地采访着，半月行程1500多公里，看了5个县的11个治荒点，采访了30多位治荒人。虽腰酸脚疼，劳累无比，但内心却非常充实，非常激动。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吕梁山的希望——山西吕梁地区拍卖荒山荒沟使用权纪实》的长篇通讯发往报社，6月28日，该通讯便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出来。

　　7月3日，太阳刚刚出山，两只喜鹊就落在我家楼前的大梧桐树上唱起了歌。我爱人说“今天咱家有喜事”，话音未落，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听筒，是姚新章的秘书杨声的声音。他心急火燎地问我：“你报道过的那些点怎么样?”我一下被他弄糊涂了，反问他“怎么怎么样?”他说：“就是报纸上的那些治荒点，这些点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好?”我说：“报上说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肯定没问题。”我问他：“怎么，有人说不真实?”他不回话，数秒钟后，电话就断了。我又给他拨电话，通了，但很快就断了，我也就再没过问这件事。

　　7月10日上午，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视察吕梁的新闻报道，我立即给姚书记打电话，问温家宝对吕梁拍卖“四荒”有什么看法，姚新章说：“温家宝看后反复讲，衡量农村工作的标准是什么，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而不是其他。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可以试，大胆地试。”他高兴地告诉我：“从温家宝的讲话来看，他是支持咱们的!”后来我从地委另一负责同志口中得知，开始温家宝只调查不表态，吕梁一些人便认为温家宝对拍卖“四荒”有看法，姚书记急了，对家宝同志说，温书记，你如觉得我们的做法不妥当，我们立即纠正。家宝同志还是不表态，直到考察结束接见地委全体领导时才讲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位负责同志还告诉我，温家宝就是拿着《光明日报》来考察的，所选的点也全是你报道中的点，当时有些点我们谁都没去过，姚书记不放心还让杨声打电话问你点上的具体情况。这时我才明白了杨声为什么要挂断电话，原来他怕我问到机密处而他又不能泄密时出现尴尬局面!

　　1994年元月29日，是吕梁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清晨，一辆普通的中巴车从晋西北驶向吕梁地区。在离石市吕梁宾馆，楼道内铺上了红地毯，全体员工正忙忙碌碌准备迎接吕梁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下午5时，中巴在宾馆楼前停下，车门一开，江泽民总书记健步走下车。当晚安排总书记的日程时，总书记说想看看“四荒”的治理情况。第二天，总书记冒雪看了几户治荒户，并在随后的汇报会上，高兴地说：拍卖“四荒”不错，“卖掉的是使用权，得到的是农民治山治水的积极性。”总书记一言九鼎，肯定了吕梁的“四荒”拍卖，高兴得姚新章当即说：“我们拍卖‘四荒’为治荒人吃了定心丸，总书记一句话，又为我们吃了定心丸。”

　　总书记肯定了吕梁的做法，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又将吕梁的经验提炼成一条大政策指示在全国各地推行。这一年4月，也就在总书记视察吕梁两个月之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负责人范照兵带专家到吕梁考察“四荒”的拍卖情况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考察报告，朱镕基看完考察报告后指出：“土地承包解决了十几亿耕地的使用权问题，拍卖‘四荒’使用权可解决几十亿亩‘四荒’地的治理问题。”“我国国土资源缺乏，‘四荒’地如能得到有效治理，我们的土地资源就会相对增加。”“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购荒治荒后，就可减轻对城市的用工压力。”他要求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在吕梁召开会议，研究推广吕梁经验的具体办法。9月底，全国拍卖“四荒”使用权会议在吕梁召开，我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会议。会上，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代表除参观学习吕梁的先进经验外，还认真讨论了会议代党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开展“四荒”使用权拍卖，加强“四荒”地治理开发的若干规定》的草案文本。至此，“四荒”拍卖就不再是吕梁一个地区的“单个行为”，而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农村工作的一条大政策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行。

　　在成绩面前，吕梁地委行署没有沾沾自喜，踌躇满志，而是积极进取，他们又提出了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的新设想，我又三上四上吕梁山，为这一意义更大的举措擂鼓助威

　　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创造”一种政策被党和国家所接受，变成全国人民的实践行为，应该说已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了，但姚新章及他的战友行署专员冯其福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四荒”拍卖仅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还应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更新观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村主要的生产资料包括耕地在内的土地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在市场上自主地流转起来。他们的这一想法在温家宝同志视察吕梁、教给他们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农村工作的是非得失后更加强烈。

　　有人不理解他们，担心此举会在农村引起新矛盾，劝他们见好就收。我却不这样看。农村实行大包干后，随着承包人和承包对象土地的用途、价值的不断变化，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村诸多矛盾中最尖锐的矛盾。有些地方为消除这些矛盾，一味强调“稳定”、“不许打烂重分”，而实际情况是，刚承包时才一二口人的家庭，到90年代时已增至五六口人；有的却正好相反，刚承包时五六口人，现在仅剩下一二口人。土地不均，而吕梁绝大多数农民又靠土地生活，故要求政府调整土地的人日多一日，致使政府不得不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去调整。而一旦要调整，一部分多占土地的人又以政府不稳定大包干为由四处告状，致使调整难上加难。或即使政府采取多种方法调整成功，农民心中也会留下阴影；可不能给土地投入，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别人调走。我深知农村的这一新情况，也认定土地问题仍是目前中国农村特别是像吕梁这样的落后山区的基本问题，便于1994年10月三上吕梁山，采访姚新章、冯其福关于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的新看法。

　　这次采访是在姚新章的办公室进行的。姚熟读《中国通史》，首先给我介绍了中国历代有关土地问题的经验教训和吕梁建立流转制度的具体设想。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吕梁人，着重向我谈了吕梁酝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改革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谈的集中而深刻，我就把它写成一篇访谈，请求报社能以“内参”的形式发表。不料记者部看了这篇访谈后，认为主题重大，切中要害，请求报社公开发表。

　　我怎么也想不到，该文在11月1日《光明日报》四版头条位置发表后，一天最多有十几个人打电话和我商讨土地引入市场的事。我把读者的意见及时告诉了姚书记、冯专员，他们说深受启发，并表示一定要操作好这件事，使全区的耕地像“四荒”一样“活”起来!

　　1994年3月底，吕梁山背阴地方还有积雪，我就第四次来到吕梁山。因为土地特别是耕地流转在吕梁尚未全面展开，我就着重采访了一些试点乡、试点村。越采访，心情越激动，越感到这一制度对中国农村的制度创新、安定团结、规模经营、向工业化迈进的重大意义，就犯忌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长通讯发回报社。我总以为此文要大删大改，不想仅4天后，报社就一字未动，分上、下篇分别刊登在4月11日和12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和报眼上。上篇刊登当日，记者部主任王茂修来电话，赞扬这篇文章有深度。第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给我来电话，说要在近日全文广播这篇文章。7天后，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第八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新章作为特邀代表发言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负责同志专门询问了吕梁土地流转制度的试行情况，并叮嘱姚新章：“这是拍卖‘四荒’的继续和发展，要坚持试验，坚决试出个名堂来!”4年后，土地流转制度被国家所接受，并作为农村的一条大政策写进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

　　“四荒”拍卖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如何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对吕梁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为破解这个新课题，姚新章请我到村里搞调查，寻找进一步完善的好办法

　　土地流转制度的报道一举成功后，我和姚新章的关系已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了。在1994年8月份召开的省委工作会上，他感慨地对我说：“拍卖‘四荒’出名了，土地流转也出名了，但这两项高水平的改革却是在一个落后的地区进行的，山里人老实，但法制观念淡薄，如拍卖和流转不是在法律指导下进行，将来会有大麻烦。”我说：“地委不是制定了许多拍卖、流转规则，要求下面按规进行吗?”他说：“是这样，但有些干部仅凭哥们义气工作，不会完全按地委的规定办理的。而且有些情况，地委也想不到，你是记者，又是拍卖、流转的参与者，请你到下面调查调查，帮我们发现问题，找出完善的好办法。”我想也是，就于这一年的10月五上吕梁山实地采访了十几个村的拍卖情况。

　　正如姚书记所预料的那样：有许多情况地委当初就没想到：如拍卖当初，谁有钱谁买，现在没效益谁也不眼红，将来变成金山银海，没买的就会翻后帐，故拍卖时如何顾及众人，地委就没想到；如“四荒”治理投资极大，许多购荒户经过一段治理后就没钱治理了，如何协调有关部门，支持他们继续治理，地委就没想到；再如“四荒”治理需大量科学技术，而治荒户多数没技术，怎样才能把技术送到购荒人手里，地委想到了，但尚未提出解决办法；还有，有些村买卖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如何规范手续，保证买卖的合法性，地委就没想到……我把这一切的一切全告诉了姚书记，并和他认真讨论了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地委将这些办法和措施写进文件中要求各县认真执行，我则综合各方意见，写了《黄土地上的希望之光——山西吕梁地区拍卖“四荒”使用权的实践和思考》的通讯，寄往报社。10月29日，该通讯在《光明日报》四版头条位置发表。

　　1997年1月，我六上吕梁山，追踪采访了吕梁4年治荒的光辉实践。我发现治荒人一个个老了，然而人人脸上挂着笑，都说自己有了一份吃不完、用不完的好家业

　　到1997年1月，吕梁拍卖“四荒”、提出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已4个多年头了，我最后一次到吕梁采访“四荒”拍卖、土地流转也已经2个多年头了。“四荒”拍卖后治理开发得如何?我，并请记者部老主任王茂修作指导，六上吕梁山，跟踪采访了我当时报道过的治荒人。

　　我们先来到方山县下昔乡供销社。刚下车，昔日买荒的带头人、乡供销社主任李志昌正好从大门外走进来，我故意没理他，他先瞅瞅汽车，然后凑在我跟前，怯生生地说：“您不是杨记者?”我说：“是啊，老李你记得?”他说“记得”，脸上笑成一朵花。我凝视着他的笑脸，脑海中急忙将他与1993年时对照：轮廓没变，但抬头纹增多了许多，头发也全白了。我说：“老李，荒沟治的怎么样?”他说：“咱们先吃饭，吃了去看看。”我说：“不吃，刚吃过。”他竟大声嚷起来：“不行，93年穷，没饭给你吃，现在富了，咱还得喝酒。”我再三谢绝，老李就是不依，我只好说“咱们看看你的沟再吃，行不”老李才罢休。我们来到供销社买的沟，原仅有一些茅草的沟已长起许许多多的树，沟开阔的地方还修了百十亩水浇地。老李指着那些水浇地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今年仅粮食作物就收入5万元，明年经济林进入盛果期，光苹果可收入4万元，如再过10年，光2万棵杨树也能卖百万元。我们供销社开始翻身了，彻底翻身也为期不远了……”老李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以为他是激动的，旁边一同志却低声告诉我：“老李为带领职工治沟，把儿子的病都误了，结果15岁的儿子没了。”我听后双眼也滚出了豆大的泪珠。

　　5年前，离石市马家村郭七保弟兄7人举债买了一座县乡林场治了40年都治不好的8000亩的大荒山。各级银行热情支持他们，给贷了30多万的扶贫款。他们用这笔钱植木材林5400亩，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栽了2100亩经济林，修了450亩机修梯田，到1996年，光机修梯田上的农作物就收入25万元，再过10年，仅经济林一项，一年就可收入百万元。我见昔日青春焕发的郭七保黑瘦黑瘦的老了许多，心疼地对他说：“七保，你受苦了。”他却笑着对我说：“我们是吃了不少苦，但建了一座绿色银行，我们觉得值得，不受屈!”

　　到1992年，中阳县沙焉村的百十号人因生存条件过分恶劣，已搬迁的剩下十几口人了。这一年，已迁走多年在外搞运输发了财的杨风平、武润锁买了村里的3000多亩荒山。他们先出资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全村人出工出人植树造林。仅5年功夫，就栽了50万棵油松，2万棵核桃，17600棵苹果。满脸皱纹的杨风平指着满山的树告诉我：“现在树还小，3年后，仅苹果树年收入就达150万元，20年后，光油松就价值500万元。那时，我们已经老了，或许死了，但我们却为子孙后代挣下了一份吃不尽用不完的好家业。”

　　回访这些治荒人，眼看吕梁的荒山一座座开始绿起来，治山人一个个开始富起来，王茂修主任激动不已。他说：“吕梁的每一座绿山，都是一块丰碑，都在告诉人们：拍卖‘四荒’建立土地流转制度是成功的、正确的!”我回味着老王的这些话，满怀激情地写了吕梁地区拍卖“四荒”使用权4周年纪事的长篇通讯《解决人多地少的好办法》发回报社。该通讯刊登在1997年2月9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的位置上，算是我对吕梁拍卖“四荒”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的回顾和总结。

　　以上是我采写这组报道的大体经过。如果用一句文学语言来概括的话，不妨概括为：这里有我的情有我的爱，有我的梦想有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