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批评报道有“两难一多”，即采访难，见报难，麻烦多，此话不无道理。笔者在所作的众多批评报道中，酸甜苦辣，味味俱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社会因素外，与被批评者的上级支持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批评报道面前，有的冷若冰霜，有的百般阻挠，有的暴跳如雷，有的说情送礼。但也有不少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在批评报道面前，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热情支持，不护短、不推诿。在这里，笔者所要讲的是后一种领导人，即三篇批评稿后面的领导人，他们是：原铁道部长陈璞如；原上海市委常委、科技党委书记吴邦国；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孙英。在这里也不免会涉及其他一些负责人，但众所周知的原因，隐去其名，作为教训记取。

陈璞如说：我写按语

　　1983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济宁火车站刁难货主手段恶劣”的读者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汇报，并配发了“必须狠刹刁难货主的歪风”的短评，另有加框处理的“铁道部按语”。刊发后的当天早晨，中央广播电台以要闻的形式转播了这篇报道。立即引起方方面面的巨大反响。

　　这篇报道讲的是济宁火车站刁难济宁市粮食局的事件。1981年5月，由济南铁路局批给济宁市粮食局12个车皮计划，当月下旬，通过济宁站一次发5个车皮4250包豆糁(制作酱油的原料或用作饲料)运往上海，货到后，上海站发现少了82包(货款3400多元)，后经查找原因，是中途被盗。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济宁火车站违反铁路运输规定，未经上级批准和发货单位的签字同意，擅自改变车型(由棚车改为敞车)。按规定，事故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全部由济宁站承担，但是，该站却硬把事故责任和经济损失全部推给济宁市粮食局。站上的人说：“咱们是老关系单位，由你们负担，以后什么都好办!今后你们还走货不走货?如果拿不出款来，以后你们的货上专线。(专线比货场远2公里，如从这里发货，每辆车要多支出600多元)”

　　一个“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话题由此从济宁火车站引发出来。

　　前后连续报道达11次，中央广播电台转播达9次之多。特别是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亲自过问，他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后，责成铁道部长陈璞如，立即撤掉济宁火车站站长、书记的职务。

　　这篇报道是怎么发现、调查、刊登出来的?

　　谈起济宁火车站，鲁西南的广大旅客、货主都有点“谈铁路色变”。“铁老大”谁也奈何不得。就连“油老虎”(当时石油紧缺，石油站也成为一霸)、“电老虎”也要畏惧三分。济宁市石油站(即现在的石油公司)因没有满足济宁火车站的胃口(无偿要石油)，结果将油罐车给甩在距卸货位置几百米远的地方，石油站不得不雇人用手去推几十吨重的油罐车。济宁发电厂每年需要煤炭量很大，有一次，车站没有将煤卸到位，电厂为此很恼火，遂采取报复行动，几次断了车站的电。但车站凭仗自己的行业特权，“以牙还牙”，比对待石油站还凶，来了个“老虎拉屎”，将几车煤甩得到处都是，电厂只好向车站赔礼道歉，俯首贴耳，再也不敢“报复”了。而车站刁难济宁市粮食局，也同样出于这种特殊的权力。这个事件是记者同一位朋友聊天中得知的。于是我便来到济宁市粮食局采访，但当事人都不敢讲。有的说，没这回事；有的讲，类似的事多了，都是“哑巴吃黄连”。记者接连往粮食局跑了三趟，苦口婆心地做了多方面的工作，终于让“哑巴”开口了。为了确保“刁难”的事实成立，除了记者的采访笔录外，每位当事人都要写一份实事求是的材料，并且在上面签字盖章。记者然后来到济宁火车站。车站一听记者前来采访，以为是来报道车站好人好事的，拿烟上水，热情异常。当记者亮明采访“刁难”一事后，立即人散茶凉。当记者提出要见站长，没有一个人给以指点。几经周折，终于在值班室看到了这位不敢承认自己身份的站长。记者问：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粮食局托运“豆糁”的情况?站长说：“我不知道!”记者说，车站很多人都知道，你作为一站之长怎么会不知道呢?站长甩出：“谁知道你找谁去好了!”扬长而去。

　　记者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已掌握了“刁难”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尽管车站拒绝回答问题，都无妨公开报道的真实性。

　　记者回到北京，排出小样，准备送审。10月中旬，记者拨通了铁道部的电话，不凑巧，部长陈璞如正在参加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记者又设法与陈部长的秘书取得了联系，并希望能当面向陈部长汇报。陈部长得知后，当即请假约见记者。

　　10月18日下午2点30分，记者如约来到陈部长开会下榻的海军大院招待所。记者首先口头向陈部长汇报了济宁火车站的情况，然后拿出见报小样请他过目。几分钟后，陈部长气愤地说：“我到济宁火车站，他们讲的都是歌功颂德的事，太不像话了，我受骗了!”接着对记者说：“我支持《光明日报》公开披露，我写按语。”然后向秘书交待：你立即给《人民铁道报》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记者前往济宁火车站，配合《光明日报》一起进行报道，立即给济南铁路局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出工作组前往济宁，调查火车站的问题。

　　10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济宁火车站刁难货主手段恶劣》的记者调查汇报，为其配发的按语就是部长陈璞如亲自撰写的。

　　陈部长不护短的作法令记者十分赞赏，同时也为支持舆论监督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济宁火车站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从1984年以来，济宁火车站几乎年年被评为文明车站。

吴邦国向记者转达：很对不起

　　1984年初，春节刚过，记者迎着凛烈的寒风来到上海，本报驻上海记者站的同志劈头便问：“你到这里干什么来啦?”我说：“不是与你们争饭吃!(意指正面报道)”他们又说：“上海的问题，没有一家中央新闻单位敢动过!”我说：“这次来，我就想动一动!”

　　当时的全国形势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极左的乌云仍笼罩着全国各地，而盘踞在上海的“四人帮”的余毒远未肃清。

　　首战是上海机床厂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桩不寻常的事件。1968年7月21日，“四人帮”炮制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即《七二一调查报告》曾轰动全国，从此，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被推上“臭老九”的地位。但粉碎“四人帮”7、8年了，“老九”在上海机床厂仍未翻过身来。厂党委为此向上级写了《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的报告》，结果无人理睬。记者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进行了调查采访，在中央工作组(驻上海)的大力支持下，冲破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终于于4月1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员文章。

　　第二个战役是调查采访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黄迅成出国(参加学术活动)搁浅的问题。

　　已过而立之年的黄迅成从读研究生到工作只不过5年时间，可他却取得很大成功，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30多篇论文。他研究的课题是“孤立子”，这门学科不仅在国内为数寥寥，在国外一些先进国家也不多。为此，他的论文引起多国科学家的关注。所以，不少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纷纷来信来函，邀请他前去参加学术活动或去进修。可是，一封封邀请信函均被有关部门扣压了，为此，他想讨个说法，但无人敢给他讲个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黄迅成便向《光明日报》发出求助信。

　　4月份的上海，正是霉雨季节，几乎天天阴雨绵绵。记者几乎跑遍了整个大上海，到了所有的有关部门，有的还不止一次两次，但他们大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暴露真面孔。无奈，我们又来到上海市委办公厅，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处长，再三向她说明来意，希望得到市委的支持。她说：“你们回去吧!我们准备就此事进行调查，等有了结果告诉你们。”我们问：“大约多长时间?”她说：“半个月。”

　　记者只好回到北京等待。半个月过去了，记者用电话同这位女处长进行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调查结果已出来。记者立即又飞到上海，然而，见到这位处长后，她却板起面孔对我们说：“黄迅成的问题不能告诉你们!”记者问：“为什么?”她回答：“这不便对你们说。”记者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光明日报》是党中央直属的全国性党报，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是受报社指派的，不是个人行为。”谈到这里，这位处长坐不住了，大动肝火地说：“你们看着办吧!一句话：不管你们是什么人，还是不能告诉你们!”顿时，记者也到了难以忍让的地步，同样“以牙还牙”做了最后表态：“黄迅成的问题，我们调查不清楚，决不回北京!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记者又再次到各有关部门调查采访，其结果都是千篇一律的口径：黄迅成的问题不能告诉记者。

　　正当调查采访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记者听说市科委有一位上任不久的主任。一天下午，我们如约来到这位主任的办公室，详细向他介绍了记者调查采访的情况。开始，这位主任也是守口如瓶，后来他道出了真情：不是我们不愿告诉你们真情，而我们接到通知，上级不让我们给记者提供有关黄迅成的情况。原来如此，黄迅成的问题已被上级封了口。黄究竟有什么“神秘”的问题呢?我们分析可能是涉外问题，记者从多方面的调查，特别是从黄本人的口述中，没有任何的海外关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涉外活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记者欲从这位主任口中探个究竟。

　　双方谈了近2个小时，仍无进展。在“耐心”换不来结果时，记者再次提出向办公厅的表态：“黄迅成的问题，我们调查不清楚，决不回北京，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当时记者心里还有一句不便说的话：不相信上海市委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左派模样!)这位主任终于动了心，触了情，当场表示：今天晚上，我就给市委常委、市科技党委书记吴邦国同志汇报。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打来电话，约记者前去听取有关黄迅成问题的介绍。记者来到统战部，接待的仍然是一位女处长，她热情而又带点歉意。开门见山，她说：我受吴邦国同志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邦国同志说很对不起，你们需要什么情况，我们给提供什么情况，需要什么材料，我们给提供什么材料。听到吴邦国同志的这个转达意见，记者当即流下了在采访问题报道中的第一次激动的眼泪。

　　黄迅成的问题原来是这样的：

　　1982年5月的一天，黄迅成接触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从海外来的、曾经别人介绍跟黄的爱人认识的人。此人在偶然的机会，遇到黄的爱人。于是便约黄的全家到黄浦江边拍照。照片还未拍摄，黄的女儿嚷嚷要喝水，(当时卖饮料的地方不是到处都有)海外来的人便请黄的全家一起到附近的海员俱乐部(专门接待海外人员)，按当时的规定，国内的人进俱乐部要进行登记，黄当然不能例外，于是黄的大名(包括工作单位)便成了有关部门监视的对象。当然他的出国参加学术活动、进修等均成了泡影。

　　《一个追求者的酸甜苦辣》长篇通讯终于在1984年7月5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出。一个月以后，黄迅成肩负人民的重托，飞抵大洋彼岸，从事他孜孜以求的“孤立子”研究和深造。

孙英说：我去招待所

　　1990年5月，记者前去山西省太原市调查采访一桩“空中飞人”的事件。

　　所谓“空中飞人”并不是杂技团表演的杂技节目，而是特权者瞒天过海、弄虚作假，将自己正在念书的亲属子女改变为有双重身份的人——在学校她是位学生，在企业她又是一位拿工资的工人，但她却从没有上过一天班，而且工龄长达10年之久。

　　记者到太原采访时，这位“空中飞人”霍某已经是太原市机械局所属第二锅炉辅机厂的助理会计师，她参加工作虽然刚刚一年，却已有10年的工龄。11年前，当她13岁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工人。这期间她念了初中，又读完了高中，一天班未上，带着61元月工资又“定向培训”进了大学，以一年享受1900元培训费的优越条件读完了大专。

　　可是这位霍某是怎么从“空中”飞过来的?记者在太原调查了方方面面，竟也找不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当事人。这次“有头无尾”的采访只好到此告一段落。

　　事隔不久，记者又来到太原。

　　是深入调查，还是找领导，请他们过问?记者难免有些矛盾。捅太原的问题，记者曾遇到过不少麻烦，从领导层来讲，支持的不少，冷面孔也不少。

　　那是1983年7月，记者到太原准备向市委汇报有关《关系牌香烟》的善后处理问题。离京前，记者拨通了时任省委副书记李修仁的电话，修仁同志说：“我明天去北京开会，你来太原后直接找市委书记，我转告他，让他接待你!”有省委副书记的话，记者充满信心地来到太原。然而，记者到太原后，却大相径庭，这位市委书记“千呼万唤出不来”，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不了解情况。这位市委书记连记者约的“15分钟”时间都挤不出来，如果勉强“挤”也不会“挤”出什么结果。记者只好作罢。

　　可是事隔不几天，有记者前去太原，同样采访这位市委书记，只是内容不一样。这位书记得知记者采访本人的事迹时，却换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不仅将记者接到办公室谈，而且亲自去宾馆谈；对记者不仅车接车送，而且还要热情款待。

　　前车之辙，要不要借鉴?这次到太原调查“空中飞人”的问题，还找不找市委书记?从朋友口中了解到，在任的市委书记孙英(现任甘肃省委书记)平易近人，体察民情，是一位秉公办事的“清官”。为此，记者决定试一试。一天上午，记者拨通了孙英的秘书王安庞的电话，说明来意，希望向孙英同志当面汇报一下。下午便接到王秘书的电话，他转达了孙英同志的意见：“人家记者大老远的到我们这里来，不管是表扬的也好，批评的也好，我们都应热情接待，正确对待，考虑到记者到办公室来谈不甚方便，容易受到干扰，还是我去招待所，请记者稍候!”电话放下不久，孙英同志便来到了招待所。

　　为节约时间，记者在向孙英汇报“空中飞人”问题时，有些急促，孙插话：“不要急，慢慢讲，我已准备了充足的时间。”当记者谈到调查受阻时，孙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最后，记者提出，希望孙书记能够亲自过问一下。孙说：“你不用再跑了!我负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且把处理结果报给《光明日报》”

　　1992年5月23日，《光明日报》在《读者来信》专刊上以记者调查汇报的形式，并配加按语，刊登出了《“空中飞人”问题调查处理的前前后后》。至此，“空中飞人”又飞回到她应该有的位置，而为“空中飞人”牵线搭桥的弄虚作假者也受到应有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