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萦怀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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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两位长者的去世,使我深感不安。终于有一天,这不安积郁心中,夜不能寐,掌灯提笔。

  碰巧这两位都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他们是冯亦代先生和梅绍武先生。冯先生于2005年2月23日去世。认识他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当时住新街口三不老胡同,房子很老屋里很暗。那时他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开了一个介绍
外国文学的专栏,每周一篇,有时他寄过来,有时我去取。我们谈得愉快处得融洽,成了忘年交。冯先生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长辈,对女同志特别关照,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每每在我离开时站在身后为我撑开外套等我伸手穿上。我笑说他是“典型的绅士”。

  那时他第一位夫人郑安娜还活着。每当冯先生与我聊天时,安娜就为我们倒茶,偶尔也加入谈话,有时候他俩还会像小孩子那样争两句,当然并不认真。慢慢地,我知道,安娜曾在沪江大学与乔冠华前妻龚澎同窗,50年代在全国总工会做外事工作,在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交往时是非常活跃的翻译。而我认识她时,已是一个围裙不离身的家庭妇女了,但文雅气质是根深蒂固的。她1991年1月7日去世后不久,我去家中悼念,临别时冯先生说:三娅你应该为安娜写一篇文章,她最属意你。我当时肯定是答应了,但一直没写成,原因是一提起笔来,就觉得对于这么一个经历多又极善良的长辈,我了解太少,笔力又有限。

  说起安娜有两个细节总是浮现眼前。一次是1988年4月,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报社派我去匈牙利布达佩斯采访艺术节,她很为我高兴,教了我一句她记得的匈语“那加油”,意为“你好”,她说你记不住就想“拿酱油”,说得我们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穿了一件长长的大摆裙去她家,她开门就脱口而出:“You look like a Gypsy”(你像一个吉普赛人),英语说得特别松驰。熟了以后,冯先生说:安娜的英语比我好多了。她当时没谦虚,应该属实。1995年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行前与他们告别,看他们为了朋友那高兴劲儿,我深深感动。冯先生嘱咐的文章没写,一直觉得对安娜有一种歉疚,也愧对冯先生。

  后来冯先生再婚了,新人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碰巧我也认识。1991年她在上海输了与周璇儿子的官司,家被封了,寄居于北京黄宗洛家。我当时采访过她,写了一篇《老了?黄宗英还要一搏》,发表在当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上。他们的新家安在小西天。新婚后一段时间,冯先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合不拢嘴,社会上也有许多关于二哥(冯亦代)小妹(黄宗英)的传说。我理解冯先生是一个气质浪漫的人,他与黄宗英几十年交往晚年才得共同生活,只恨光阴无多,于是恩爱有加。后来就不断听说两人有病住院的消息,我还去中日友好医院探视过,带了他们爱吃的点心。但是在冯先生的最后几年,我却很少去了,因为自己的头绪越来越多,就在年节时打个电话。终于,得知冯先生于去年2月23日去世的消息,顿觉怅然若失,当时想给黄宗英打个电话,又觉得口拙,就一天天拖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在办公桌上发现有从上海寄来的书,原来是黄宗英托上海作协寄来了新书《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她想着我,我更惭愧了,抓起电话马上打她手机,传来的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老者声音,第一刹那我以为打错了,于是问了一句:是宗英老师吗?对方问“您是哪位?”我马上判定,这就是那个总不服老的黄宗英。她说冯先生去世以前她就顶不住回上海住院了,因为北京没有她的医疗保险。我解释了冯先生去世前后为何没有联系,安慰她好好养病,并谢谢她送的书。放下电话,我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

  另一位使我不安的逝者是梅绍武先生。就在他2005年9月28日去世前的几天,我还在家中翻看《梅兰芳珍藏老像册》,因为这个家庭中我与他最为相熟,所以凡有幼年或少年时代梅绍武的照片,我都要多看上两眼。绍武先生是出自这个京剧名门的惟一一位学者,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认识他也有多年了,也是从约稿开始的交往。2004年10月梅兰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还叨扰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他当时在电话中颇有难意,说身体不好,我都没谅解。取稿和还像片也是请一个实习生跑的腿。如果我自己去,就能见上他最后一面了。

  梅先生身上具有一切学者的特点,而却少有京剧世家的味道。他对父亲梅兰芳非常敬重,经常“我父亲”“我父亲”挂在嘴边,家里还在显著位置摆着梅大师的遗照,有一次他请我与他一起在这张遗照前合影。夫人屠珍是大学英语教授,他们夫妇待人非常随和,我们相交愉悦。最后几年见面少了,是因为他们客居美国儿女家中几年,回来后几次打电话时都欢迎我去,种种不成理由的理由终于让自己没有再次踏进他们的家门。直到听人说,梅先生住院了,我怕到医院探望对病人和家属多有不便,就又错过了。

  梅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屠珍,她告诉我,梅先生最后70多天都是昏迷状态,在77岁的年龄上,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早就结束了。他不会结交,可是周围的人都对他好,他走了,院里的清洁工非要来磕三个头,送报的也进来鞠了一躬。临了她说,梅先生特别喜欢你。我顿时语噎。

  扪心自问,不是无情之辈,但人事倏忽常常悔之不追。也许他们二老并没有在病榻上想起过我或在心里埋怨过我,但我始终觉得愧对他们。这是因为,我从心里敬重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先生梅先生这些人都是老派教育的终结者:他们谦恭礼让、恪守道德、钻研学问、与人为善、不事张扬,而又不乏才情。

  这一代人走了,高风能常驻乎。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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