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冯骥才为《光明讲坛》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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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15日上午,我和王燕琦在和平门地铁站碰头,然后到北京站,乘火车去天津。到天津后,照例马上打车到"起士林"西餐厅。

  为什么到"起士林",应该讲讲理由。

  2000年,我和王燕琦多次来天津,有几次是拜访冯骥才。他的工作室,在"起士林"附近的一座英国式的老公寓里,极为难找。冯骥才总是派工作人员老李到"起士林"旁边的"麦当劳"门口来接我们。

  去年,冯骥才的工作室搬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于是,这次饭后我们继续打车直奔天津大学。

  在天津大学校园里,想辨认出哪座建筑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真是易如反掌,因为它独特、现代、传统,反正是打着鲜明的冯骥才的印记。据冯骥才讲,设计师毕业于天津大学,留学德国,当然冯骥才对这座建筑的设计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设想。

  见到冯骥才,我们先要求参观这座建筑。他让工作人员--正是老李,带我们去参观"大树画馆"。冯骥才工作室原来又叫"大树画馆",因为里面陈列着冯骥才出版的著作和他的画作。现在的"大树画馆"是一个标准的展厅。通过这个展厅,可以清晰地看到冯骥才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然后,在会客室,我们向冯骥才介绍了本报新创立的《光明讲坛》,并请他为讲坛发表演讲。冯骥才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两位是我的老朋友了,光明日报过去给我很多支持,现在开办讲坛,我一定支持。听到冯骥才的这番话,我和王燕琦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也不由得感慨万千。我们明白,冯骥才指的是估衣街拆迁的事情。

  那是2000年1月17日,王燕琦和我赶到天津,报道估衣街拆迁。在1999年12月9日,冯骥才得知这条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将被拆除。这条街上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估衣街本身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1日,冯骥才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盛霖,并附上"谦祥益"等处的照片,请市长关注此事。天津的报纸也及时进行了报道。但进入2000年1月,天津的媒体碍于动迁估衣街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逐渐没有了声音。我们就是在冯骥才的邀请下,来到天津采访。上午,我们到估衣街,在"谦祥益",天津总商会遗址等处实地采访。下午,在"大树画馆"采访冯骥才。

  2000年1月28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王燕琦写的消息《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保护文化遗产》,同时配有我拍摄的"谦祥益"的照片。这是中央媒体第一次报道估衣街拆迁。中央电视台在当日的第一套节目中摘播了这条消息。这条消息,影响津门上下,泛及百姓。

  2月19日,正月十五,王燕琦和我又一次赶到天津,到红桥区芥园道邮局参加冯骥才签售估衣街明信片的活动。邮局外排起了长队。签售结束后,我们随同冯骥才来到估衣街。在谦祥益里,大家停留了很长时间。中午,邮局在估衣街旁边也是拆迁之列的红旗饭庄请客,这里以津菜闻名。姓张的女经理是天津市劳模,见冯骥才来这里吃饭,让厨师拿出看家本领,我们也见识了"嘟面筋"、"嘣铮鲤鱼"等津菜,但这顿饭吃得还是很沉重。(红旗饭庄后来迁到别处。既然是"家书",顺便向各位推荐一下津菜。反正我们下次去天津大概不会去"起士林"了,改去"红旗"。)

  此后,王燕琦又写了《历史风貌街区拆迁需报批 天津"估衣街"拆迁将受调查》(2000年2月25日三版,配有我拍摄的正在拆除的天津总商会遗址的照片),《天津对历史风貌街区估衣街实施保护性改造》(2000年5月5日一版)。而我给《文论报》写了《冯骥才:珍视历史文化遗存》(2000年2月1日),给《大众科技报》发了照片专版《估衣街拆?留!》(2000年3月9日),给《中华文化画报》提供了很多估衣街的照片。

  就很多方面而言,文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估衣街最终还是被拆除了。谦祥益的店堂虽然被保留下来,但三进的东院被拆除。站在天津总商会遗址的废墟上,冯骥才掉下了眼泪。

  2002年4月3日,我独自去天津看了新建的估衣街,回来后写了《 冯骥才与天津估衣街》,给了《中国地产市场》杂志。

  此后,冯骥才拒谈城市改造问题。他说: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的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他的注意力投向农村和古村落保护。

  根据对冯骥才的了解,我们把他在《光明讲坛》的演讲题目定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他同意,并马上开始演讲,我们录音。

  记得演讲结束,冯骥才请工作室吴主任送我们下楼,路过二楼大厅内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盛宣怀的蜡像,吴主任告诉我们,构成蜡像背景的房子的柱柁檩椽,都是被拆除的天津总商会的房屋旧物。听后,我们领会了冯骥才的用意。

  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出稿子,并经编辑部领导看过,然后请冯骥才过目。没有想到,冯骥才否定了这个稿子。这下我们可傻了,因为他马上要到韩国访问。

  2006年6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我找到冯骥才,同他重新商量题目。他表示想谈《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我们约定,6月12日交稿。

  6月12日下午,我们终于收到了冯骥才专门为《光明讲坛》撰写的演讲稿。他在电话中说:"为了这篇稿子,我在家写了3天,连世界杯都没看,球评也没法写了。"是呀,6月9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但也是足球世界杯开幕,冯骥才又是球迷。看了这篇演讲稿,我们知道了冯骥才自找苦吃的原因,一是身为作家他极为重视文字的表达,感到口头整理的文字无法完美传达自己的看法,二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他认为自己的认识也还不够成熟。

  6月15日,冯骥才的演讲刊出,反响热烈,这里就不赘述。

  作者和编辑、记者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但基础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约请冯骥才为光明讲坛写稿的过程,应该可以证明这一点。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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