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总是生动的，也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于是，人们神秘兮兮地称之为“缘”。因为命中之缘，2004年的一个夏日，评论部来了我这个年轻人。

　　评论部很小，小得有些出人意料。在三楼编采平台那条幽长的过道里，不留心，就不太容易找到。她躲在一条“小胡同”内，颇有些与世隔绝的味道。一小间主任办公室，三个办公隔间，如此而已。一切显得狭小而又紧凑。

　　刚来之时，评论部就三个人：包霄林，董郁玉和李玉滑。我这个新丁的到来，使评论部多了一些热闹。包老师是我们的头，印象中他的西服是穿得最帅的；董老师是部里的元老，他那鲁迅式的“一”字胡是留得最有个性的；小李是部里唯一的女性，她的优雅体形最是身轻如燕；我是部里最年轻的，但却是中午打瞌睡打得最多的。

　　评论部的风格简约而祥和。这不仅源于每个人沉静的个性，也因为真诚的生活姿态。这里，你找不到人们之间常有的争执、虚假、掩饰以及无聊的奉承。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就是。没有谁会介意这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办公室里仿佛有一种“场”，任何油滑世故都会显得那么突兀而令人不快。在这样一种工作的氛围中，你会觉得轻松而又舒畅，如饮甘泉，如沐春风。

　　评论部的“微型化”，造就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被提倡已久的组织精神和工作作风。工作之时，办公室是宁静的，只有键盘声嘀哒作响；休息之时，又可以欢声笑语，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通。无论多么繁重的工作任务下来，我们总能各司其职，化繁为简。没有推脱，没有延误。工作上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之间快速而简单的任务分配。通常情况下，评论的任务下来，转眼之间我们就可“领命而去”。任务的分配是明确的，但分工却是模糊的。这种模糊不单是评论工作本身的需要，更源于我们心中的一个默契——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做部里的每一项工作。从写一篇文章到交一张表格，谁在场，谁就应该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里的工作没有你我之分，成绩共分享，失误共担当。

　　写作是评论部最重要的事情。从社论到本报评论员文章，再到一般的时事评论以及一些短论，都在评论部的工作之列。在部里，包老师总揽其责。他对于国家的政策文本有着很高的熟悉程度，因而，一项评论任务安排下来，他在写作思路的构建上有着连贯而又独到的见解。也因为他对政策的熟悉度，一些紧急而不好把握的评论文章，也直接由他来执笔。董老师是“老评论”了，笔法辛辣，论点深刻，常于平常处，看出一番不平常的道理来。他的专栏文章，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所论极广，读后常会有一种“原来如此”之叹。小李的文风是婉约的，这与她的个性相得益彰。在充满宏大叙事的评论中，她的细腻与朴实，实在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活泼与轻松。

　　评论部的节奏是时紧时松的。任务繁多之时，没有上下班之分，没有工作日与节假日之别。记得最急的一次加班是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那天是周六，我接到小李的电话，说晚上到报社加班。我推开手边的杂事，赶到报社时，包老师、董老师与小李都已在办公室了。我们的任务是要为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大会上概括的抗战精神写一个系列评论，下一周就要陆续刊发，时间很紧。每个人的篇目敲定之后，工作便迅速展开了。那一天，我们回去得都很晚。但第二天，大家仍旧齐刷刷赶到了办公室，伏案写作。在职责面前，无须多言，做好事情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次很辛苦的任务，是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报社安排了九个系列评论，评论部承担了主要的篇目。这是我到报社之后，遇到的工作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次。评论的主题很宏观，篇幅也很长。作为新手，我几乎一筹莫展。幸好，部里同仁鼎力相助，在资料收集以及撰写上给了莫大的支持，才使我得以顺利完工。

　　在评论部，除了自己撰写评论文章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来稿。这是一种与读者交流的特殊方式。很多时评作者很勤快，天天给我们投稿，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速度当真令人叹服。但一个令人头疼的现象，是一些作者为了求得发表，不惜一稿多投。有时候，你编定了一篇稿子，正准备刊发，但同样的稿子却已经上了另外的报刊，真是无可奈何。不过，有的作者倒是还算在“真诚”（更可能是因为图省事）——在通过群发而来的伊妹儿（E-mail）中，列上了所有投递的报刊，清清楚楚，让你一望而知，心中有数。读来稿比纯粹看新闻有意思得多。编者不仅可以大致了解媒体报道的焦点或热点新闻，而且可以领略到许多或鞭辟入里或浅显平淡甚或荒诞可笑的评论，着实受益匪浅。

　　到评论部一年有余，时间不长，感受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褪去，而对报社、对部门、对同仁的印象渐渐丰满起来。新人终究要变为旧人。对一个人来说，这是成熟的历程，而对一个组织而言，这是传统的延续。

　　（作者为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