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上班的一天与最晚下班的一天
王玮 

  2005年8月9日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还不到7点钟。窗外,一直天气晴好的北京开始下起了小雨。

  这天上午9点,图书出版部与浙江古籍出版社将在本报联合召开“新版《黄宗羲全集》出版座谈会”。这也是报社迁到新址后,我们部第一次举办会议活动。因为心中没底,便提前赶来预做各种准备。

  办公桌上关于座谈会的各种材料中,有一份温家宝总理致史晓风信的复印件。这天早晨我的目光一次次地从信上流过,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一份惋惜之情。

  其实为了这个座谈会,我们本已经兴奋了几个月时间。在4月份时,浙江古籍出版社便与我们部商谈欲联合召开其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座谈会。当时,我们得知,温家宝总理在收到友人史晓风寄赠的新书后,曾回复一函。该信情辞恳切、大有深意,光风霁月、令人钦仰。5月份时,我们又得知,温总理回复史晓风关于此信可否公开发表的信中表示此信可发表,并可发手迹。

  据悉,温总理手迹从未正式发表过。这件事让我们大为振奋,于是,我们迅即报告赵德润副总编辑并编委会,欲使温总理手迹在本报首发。赵总及编委会反复斟酌,决定寻机在本版新闻版以得体之方式刊出,书评版同日刊出黄宗羲学术思想之专版以配合。

  后总理办公室批复此信由《浙江学刊》发表。此事遂罢。

  所以,在8月9日的这个早晨,每念及此,我的心里总有一丝失落、沮丧,正如外面阴雨绵绵的惆怅。

  不过,这份淡淡的沮丧很快便被座谈会上的热情给驱散了。

  9时许,新版《黄宗羲全集》出版研讨会在本报顺利召开,赵德润副总编出席并致辞。戴逸、张启华、杨牧之、纪宝成、陈祖武、陈来、秦晖等学界、出版界名家汇聚本报。众人皆言温总理信,备感鼓舞。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书评版是在8月16日拼成的。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专家学者文章中屡屡提及温总理信,但我们无法将总理信件刊出。

  在审阅了我们送审的版面后,8月17日,经与天林总编辑商定,赵赵德润副总编指示我们,将温总理信(手迹)在书评版刊出,并言天林总编辑指示要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导读。

  经反复推敲,赵总决定,温总理手迹说明文字为“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学术思想的一封信”并注明“原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8月17日下午,版面编辑计亚男及电脑房工作人员进行倒版,晚7时最终完成付印。期间,赵总对版面一再斟酌调整,具体指示有数十次之多。

  晚8时许,正在参加活动的赵总又给我打来电话:经反复考虑,原发温总理信(手迹)照片为三栏,应加大为四栏。

  晚9时许,已经下班的我和计亚男又赶到报社,与夜班工作人员按赵总指示重新调整版面。晚11时许完成。在向赵总电话汇报时,赵总问调整后的版面是否更大方得体,在得到我们确定的答复后指示付印。在本报一版关于温总理的醒目导读是由总编室安排的。此日夜班值班总编辑为翟惠生副总编辑,总编室值班主任为范志臣副主任。

  当一切告就,我和计亚男离开报社时,已是午夜时分。

  8月18日,温总理关于黄宗羲学术思想的一封信手迹在我报刊出。好评如潮。

  现在看来,在2005年里,8月9日是我上班最早的一天,而8月17日则是我下班最晚的一天。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常常想起在这两天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从中不断体会和享受做新闻要面对的那些决断的不易以及成功的欢乐。

  (作者为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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