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驻站的日子
夏桂廉 

  夏桂廉 1949年11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文革”中中断学业加入到上山下乡的行列中,1980年进入光明日报工作,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85年毕业。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室编辑、教科文卫新闻版副主编、记者部副主任、重庆记者站站长。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能精心“为他人做嫁衣裳”,先后六次获中国新闻奖编辑奖。

  人们的工作生活多是循着一条常规的轨迹运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往往容易使人滋生惰性。打破这一轨迹,人们会感到压力,但无疑也会激发斗志,调动起内在的潜力。

  2002年5月,我被任命为重庆记者站站长。持续多年的生活轨迹被打破了,我迎来了新的挑战。赴任前,我到时任总编辑袁志发同志办公室接受任务。袁总对我说,你去重庆站工作半年,任务一是把重庆的宣传报道抓上去,二是把新记者选好,三是年底前搞好发行工作。任务明确,时间不长,虽然困难不少,但一定要干好的决心也油然而生。

  重庆记者站建站时间不短,但驻站记者队伍一直不太稳定,当时已空缺了一段时间。为此,记者站的硬件设备几乎为零,记者站的办公用房、住房都没有,原有的办公用车也已被调走。因此去后首先的问题就是要找住处。

找房

  6月20日,我到山城重庆,四川站站长余长安到机场接我。长安为人十分热情,进城后把我安排到市委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我们一同拜访了市委宣传部的几位领导,这样长安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时已周五,我当然希望他回家度周末,但望着他的车驶向成都,我的心多少有点空落落的。

  6月的重庆,已是酷热难当。当时正是足球世界杯激战犹酣的日子,我对足球兴趣一般,周末的日子也只好一人在房间打开电视欣赏球赛。眼中看着球赛,心里却在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宣传报道怎么抓?正在我思前想后的时候,几位兄弟记者站的同事先后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给我鼓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重庆记者站前任记者,远在美国的陈蓬打来电话,介绍他在站时的情况。浙江站站长叶辉也很快打来电话,同时表示,他把站里情况安排好后,会来重庆陪我一段时间。大家的关心令我激动不已。

  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我的心里开始不踏实,这里的住房情况一般,每天的费用需要100元,半年下来是个不小的数字。虽说来渝前报社财务负责人对我讲过:“我们了解你,到那边该花的钱就花”,但我怎能安心这样花报社的钱呢?于是开始打听租房之事。

  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一个正规的租房市场,那里摊档很多,信息不少,推销者们一听我是外地口音,马上紧追不舍,口若悬河,令我颇感不适。几次下来,我倒也看中了一处房子,区位不错,租金也便宜,于是便兴冲冲去看。

  这是个高层建筑中的单元房,两室一厅,无奈室内一空,四壁黑乎乎的,如来住,先是要请人粉刷一下,其次还要购置必要的家具、被褥等,我是初来乍到,这些事都不好办,只好罢了。此后一位朋友带我看了一位教师欲出租的房子,条件不错,但房主出价较高,且首付就要一年的租金,我感有些难办,讨价还价一番仍没谈下。

  无奈中想起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王安,王安曾是我报驻甘肃记者站记者。几天前,在市委宣传部的一项活动中,我与他相见。王安给了我一张名片,并客气地说:“你初来重庆,有困难可找我。”我打通了王安的电话,向他说明了情况。王安说:“你等一下,我和办公室主任谈谈,10分钟后打电话给你。”时间不长,王安即打来电话说,我们分社有招待所,只是离市中心远一点,你如愿意来住,我们可按社内出差标准收费。接了电话后,我赶紧收拾行装。山城六月,出门就是一身汗,分社在较远的渝北区,我也顾不得这些,赶到分社,一看条件确实可以,且人际关系又好,房子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

写稿

  稿件是记者站在当地的立身之本,尤其像我这种情况,诸多事情还需要市委宣传部帮助,写不出几篇像样的稿子,别人怎么会支持你!

  住在市委招待所的几天,我即注意收看重庆电视新闻,借来重庆日报看,每天买一张当地走俏的重庆晨报。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招待所对面有家旅行社,他们的业务有一项是“红岩一日游”,当时有闲,即买票参加了这项活动。一天下来,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等看了一遍,很受教育,从中也感到,红岩精神的宣传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应下工夫去做。

  不久,叶辉如约来到重庆。叶辉是记者队伍中名列前茅的记者,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新闻敏感及写作水平我十分佩服。有了他助阵,我更感欣慰。叶辉到渝不久,我们即去拜访了人民日报记者站站长范伟国。范伟国曾任人民日报宁波站站长,叶辉与他还是熟悉的。范当时由于在一次采访中受伤,正在站里边工作边养伤,见到我们也很客气。交谈中,我们征求他的意见,重庆的亮点是什么?市委最希望宣传什么?范坦率地告诉:一是红岩精神,二是直辖以来,市政建设发展很快,建了不少质量很高规模很现代的过江大桥,市里很希望宣传。

  范伟国的话使我们很快确定了前期报道的重点选题。围绕红岩精神的宣传,我们调阅了当地媒体的大量材料,采访了在红岩精神宣传中做出出色成绩的红岩纪念馆负责人厉华,主抓这项工作的宣传部两位负责人,最后还采访了宣传部长。材料齐后,由叶辉执笔,写出了《唱响主旋律中的重庆现象》一稿,该稿得到报社领导的重视,8月5日在一版头条用出。稿件甫一见报,就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贺国强的关注,他在报纸上作了较长一段批示。市委副书记邢元敏等也纷纷批示,同时表示对报社和记者站的感谢。

  一周后,叶辉返回浙江,我即全身心投入抓重庆城市建设一稿。我先后采访了市建委宣传处、市建委原总工程师,并看了几座大桥。为了能获取更多的材料,又请市建委找到当年建桥的几位总工程师,请他们来座谈。几位工程师都已六七十岁,退休在家,有两位老重庆,方言很重,听起来十分费力。当时来站实习的西南政法大学学生梁文钊帮了大忙。他是广东人,但来渝已4年,地方话基本能听懂。座谈中我与老人们交谈,小梁记录。由于采访深入,材料充分,稿件的主题很快确定下来。8月16日,《桥之都——重庆城市建设侧记》一稿在本报一版头条用出。

  稿件见报那天,我正在昆明参加报社召开的记者会,邢元敏同志秘书薛竹打电话给我说:“邢书记看到了《桥之都》一文,非常高兴,想请你见面谈谈。”我回到重庆后,宣传部即将贺国强、邢元敏在报纸上的批示复印给我。此后不久,重庆市委召开党报党刊发行大会。会前,薛竹找到我说:“邢书记已经到了,她要你去见一下。”一见面,邢元敏高兴地说:“你们写了两篇好文章,感谢光明日报对重庆工作的支持。”随后她还风趣地说:“有了这两篇文章,光明日报今年在重庆的发行工作没问题了!”会上,宣传部部长在讲到中央新闻媒体对重庆的支持时,还特意提到《唱响主旋律中的重庆现象》一文,在重庆市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又为光明日报作了较好的宣传。

  两稿用出不久,我给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请他们帮助解决记者站办公用房问题。邢元敏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同意为光明日报记者站解决一套办公兼住宅用房,并要求市委一副秘书长负责。

  由于当时的一些困难,房子没能及时解决(2003年落实)。11月1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庆渝要我到他办公室,随后他叫来重庆广播电台台长尹长征,说:“老夏来重庆工作几个月了,工作非常努力,但办公室还没有,请你帮助解决一下。今天就办,无条件支持!”两天后,我到广电局大楼,他们已为记者站腾出两间办公室,且配备了办公桌椅、沙发、文件柜等。随后,在办公大楼门口的标牌处,还挂上了“光明日报重庆记者站”的铜牌。

选人

  到重庆后,与宣传部领导见面时,我曾请他们帮助推荐记者。此后,我在先后认识的朋友中也请他们帮忙。报社有关同志也给提供了一些人的名字。就我个人来讲,当然愿意早些把人找好,那样我也会轻松不少。但我确实感到为记者站选一名好记者关系到报社在当地的形象、影响,关系到报社的长远利益。记者的新闻业务水平,社会活动能力,人品三方面都要考虑到。为了对报社负责,我要优中选优。

  我到站不久,人民日报记者站站长范伟国曾推荐了两位同志,一是在他们那帮助工作的一个小伙子,一是当地报纸的一位女记者小T。那位小伙子条件弱些。介绍小T时,叶辉也在场,小T是重庆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谈吐大方,精明强干。我和叶辉都感满意。看了她的作品后,我们十分高兴,认为她应是最佳人选。小T也表示了愿来的想法。这使我非常得意,看来找个好记者不难。我找小T谈话说,如你愿意来,我的选人工作就基本结束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小T并没有向我明确表态,这使我不由得焦急起来。后来,小T才委婉地表示,她的爱人不同意她调动。事情只好作罢。

  一段时间下来,我感到个中之难,有时你看中的,人家还不愿来,一些前来应选的同志热情很高,但自己又觉得不太满意。

  后来我又相继见了十多位同志,其中也有宣传部介绍来的,但总感不太满意。10月的一天,我参加宣传部在重庆大礼堂前广场举行的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给工人日报记者站站长傅宗正打了电话,想去站里看看他。老傅很高兴。我到工人日报记者站后,与他谈起选人的事,老傅说你应早跟我说,我们去年选了一个记者,选人时,报社登了广告,组织了笔试面试,面试时报社领导亲自参加,最后确定了前5名人选。第一名因单位不同意没能来,我们用的是第二名,干得很不错。你不妨考虑一下我们选过的第一第三名。我表示同意。傅宗正当时就给考第一名的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张国圣打了电话。张国圣当时出差在外,但表示愿来光明日报,并同意见面。几天后,我与张国圣见面,感觉很好。国圣表示担心单位仍不放。我说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上报报社,由报社做工作。

  随后我将候选人名单传给了报社,据说袁总很快就定了张国圣,为了能将他顺利调来,袁总还找新华社负责人做了工作,希望他们支持。

  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王安是不愿放张国圣走的,就此我曾跟他谈过,但未果。年底时,王安奉调到湖北分社任社长。不想新任社长也不希望张国圣走,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直到2003年春节前也无消息。

  2003年春节后,北京及不少地方出现非典疫情,我只能在京待命。疫情结束后,也传来张国圣能调的佳音,我随即回到重庆,与国圣共同工作一段时间。当我习惯性地住进重庆分社招待所后,当晚,一位关系很好的服务员面有难色地告诉我说:“社长通知我们,您这次住进后费用不再优惠了。”我听后一愣,话外之意已经很明白了,但仍客气地对她说:“知道了,没关系。”第二天我即搬出了分社招待所——这个我住过七八个月的地方。对此,我并不后悔,因为为报社选了一位称职的记者,受点委屈也无所谓。

  2002年6月至2003年春节前,我在重庆发稿46篇(包括与人合作),其中一版头条4篇,其它版头条6篇。前文中提到的两篇分获宣传重庆好新闻一二等奖。

  我在重庆期间,记者站没有车,外出采访、开会、办事、跑发行多靠挤公交车,有时办事急,或必要场合才打车。重庆的夏天,挤公交车,空气是火热的,身上出汗,衣服像是贴在身上一样。经历了这一番,我感到对自己确是个锻炼,使人生显得更加丰富多采。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同行朋友,他们给了不少的帮助,除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外还有翁杰明、周波、王怀龙、白勇、邓全伦、朱彬等。

  那年的发行工作,完成的也不容易。后来宣传部表示,你们如有缺数,我们会全部补上。为了发行数上去,自己也没少着急,跑了不少单位。12月31日,我到邮局了解最后的数字,发行科长见到我说:“夏站长,你们的数字上来了,比去年超出了200多份!”我的心一下踏实下来。记得那天,我和经济日报记者站站长王晓雄看完数字后,走出邮局已是傍晚,王也是从北京来渝任职的。我们一同走进马路对面的快餐店,要了几个小菜和啤酒,共同庆祝发行任务完成,两个快乐的单身汉在那里共同迎接2003年元旦的到来。

 

陆永康事迹报道前后

  2006年本报典型人物报道中,贵州山区教师陆永康事迹的三篇连续报道无疑是一个亮点。这一亮点是怎样形成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点工作,现作一回顾。

  3月22日上午,上班不久,社办同志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到总编辑办公室开会。由于宋言荣同志出差,我便上楼参加会议。当时在座的有天林总编辑、副总编翟惠生、编委李春林和教育部的同志。总编辑首先说,贵州有一位山区教师叫陆永康,双腿残疾只能跪着走路,但他多年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作出了突出成绩,事迹十分感人。中宣部拟近日推出这个典型。陆永康事迹很符合光明日报的特色,光明日报在报道中应当做得更好一些,我们一定要把陆永康的事迹宣传好。随后,领导们作出决定,立即派出小分队,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高质量的稿件。小分队由文艺部付小悦、贵州记者站柳路和重庆记者站张国圣组成。付小悦去年在孟二冬典型报道中表现突出,领导们决定小分队由她负责。

  小分队人员确定后,报社领导又对报道的写作、特色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并决定记者当晚到贵州,3月23日晚前拿出第一稿,3月24日见报。

  回到记者部,我立即与柳路、张国圣联系。张国圣正在进行采访,他听后立即表示停下手头采访,买机票准时到达贵阳。柳路正在黔西北赤水市采访,离贵阳有700多里路。当时天下雨,路况差,当晚赶回贵阳困难很多,但他表示一定克服困难赶回贵阳,并为第二天的采访作好准备。

  中午在楼道碰上付小悦,她说已订好了下午飞贵阳的机票。年轻的小悦,身体显得柔弱,但说起这次紧急采访,她仍表示了十分积极的态度。

  当晚,付小悦、张国圣、柳路即在贵阳会合。事后,柳路讲,为了不误事,他在回贵阳的车上多次与省委宣传部联系,请他们帮忙接机、安排住宿、提供陆永康事迹的基本材料等。待他赶回贵阳时,小悦、国圣已被宣传部的同志安顿好了。

  贵阳离陆永康所在的黔东南州三都县还有不少路程,其中一半是崎岖难行的山路。付小悦3人第二天一早即出发。天阴下雨,本来就颠簸不平的山路,愈加难走,下午3点才赶到目的地。其间我们多次电话联系,传达报社领导的关心,请他们注意安全。艰险的山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艰苦的环境也更让他们感到陆永康这位山村教师的高尚情操。

  车到山村,3人立即采访,同时知道新华社记者采访刚刚结束,这更增加了他们的紧迫感。由于在路上3人对陆的材料进行了讨论。因此,3人进入角色很快。采访结束后已是5点多。他们很快确定了三篇报道的主题结构内容。随即小悦执笔起草第一篇报道。

  晚上7:30,第一篇报道传到记者部,我初编后即送还在办公室等着看这篇稿子的总编辑。

  由于小悦带去了报社领导对稿件的要求,她写的稿子是很不错的,但终因急,文章还需精编,标题也要修改。

  3月24日,稿子在一版头条见报,总编辑和当月总值班将主标题改为“忠诚跪教境界参天”,特色鲜明、夺人目光、颇为出彩,再配上陆永康的照片,版面处理十分突出。下午,编前会上,大家纷纷给予好评。此后连续两天的报道也是很出色的。

  8月,我到南京出差,遇到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管向群教授、南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德明教授,他们都向我提起这组报道。管书记说,光明日报对陆永康事迹的报道,在中央几家报纸的报道中是最好的,它反映出光明日报的大报水平和风范。

  陆永康报道的成功,首先是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策划,精心指挥的结果,其次是我们确实有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高素质记者队伍,他们值得我们自豪!

 

桥之都

——重庆城市建设侧记

  重庆,一座在崇山峻岭中水绕山环的城市。

  唐代诗人李白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如今重庆城区及周围已被一条条宽阔的道路连接,尤其是那一座座如卧波彩虹般的大桥,气势雄伟,横跨长江或嘉陵江,更为这天堑变通途的画卷增添了极为夺目的一笔。在一座城市内,有十几座跨江大桥,这在国内是罕见的,重庆不愧为我国的桥之都。

多渠道筹资建桥

  交通不便曾是重庆人的一块心病,一位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的老知识分子感慨地说,那时要到南岸区办事,一走就要一天。两条大江穿城而过,没有桥或桥少,人们出门办事怎么不难呢!重庆直辖前有5座跨江大桥,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车辆的增加,堵车、交通不畅仍是一大难题。重庆直辖给这座西南重镇带来了机遇,为了迎接新的更大发展,建桥修路成为摆在市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建桥,重庆市领导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投融资体制,为国内外资金进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引进资金,如向日本协力基金贷款,与港澳金融机构合作等。在引进资金中,市政府坚决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不担保,也不行政干预,而是成立建设投资公司与贷方进行洽谈合作,资金的引进运作以及将来的还付都由投资公司按市场规律运行。这一系列举措,使资金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知识分子撑起建桥半边天

  建桥离不开科学技术,尤其在长江、嘉陵江上建桥,桥墩高、跨度大、桥型新,科技含量相当高。曾组织指挥了几座该市大桥建设的原市建委副主任顾庭勇高级工程师介绍说,为了确保建桥工程质量,市内甚至国内的一些著名桥梁专家都被请来担当重任或为大桥建设出谋划策。记者最近采访了其中的3位专家。

  胡善铨,渝澳大桥总工程师,63岁。他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成都理工学院,学的是桥梁专业。回到重庆参加工作不久,他就投身到嘉陵江大桥的建设中,是一位有丰富建桥经验的高级工程师。

  谈起渝澳大桥,胡善铨说,这座桥是重庆与澳门合作的项目,当时澳门还未回归,工程意义重大。

  建桥初期有两个问题,一是该桥附近同时在建的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个工程的基础一起建,对专家们来讲要有一个综合的考虑。二是,为赶在嘉陵江枯水期间施工和迎接澳门回归,工期较紧。前者在两方的专家认真协调和周密的规划中得到解决;后者则要求4个桥墩在120天内完成。为了抢时间,保质量,胡善铨等提出了用围堰施工的方式。对每个桥墩的施工方法,他们都进行了科学的设计与安排,以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提起建桥中的事,胡善铨说,市政府一直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没有行政干预,建桥的各个部门职责明确,各司其职,都是按程序来干,极大地调动了建桥者的积极性。

  张万全、刘成清,分别是鹅公岩大桥甲方的总工程师、乙方的项目技术负责人,两位都是作风谦和的老知识分子。

  鹅公岩大桥建成于2000年12月,桥长1420米,主跨600米,三跨联索型。这种桥对地基的要求十分高,然而却偏偏赶上这里的地下是软质岩。为了解决难题,张万全等提出了使用软质岩隧道锚技术,这项技术当时在国内外还没有人采用过。为了得到科学的验证,他们进行了多次试验,获得了大量数据。经过建设部专家评审后应用于施工。

  在施工中,刘成清与同伴们一起大胆提出使用大跨度缆道吊装法,使用这种方法,当时在国内外还是首次。开工时,重庆市副市长甘宇平亲自来到现场发令。实践证明,使用这种技术的结果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大桥施工在3年内如期完成,建设费用节省了800多万元。

  该项成果,还于2000年底通过了建设部的专家鉴定,后来不少兄弟单位在建桥中都使用了这项技术。

跨江大桥绘就山城新画卷

  打开重庆城区地图,你可看到城北的嘉陵江、城南的长江从西滚滚而来,汇聚于朝天门码头后浩然东去。两江夹持的渝中区是最繁华的城区。没建桥和桥少时,江北区、南岸区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不少地方还是荒地。重庆曾有“十年建一桥”的历史,然而直辖后创造了“一年建五桥”的纪录。

  如今宽阔的外环路如彩练般环绕外城,外环路要通过的三个过江处,已建起了马桑溪大桥、大佛寺大桥、高家花园大桥。由于三桥的巧妙联接,外环路已把重庆紧密快捷地联成一体。再看内环路,两江上亦有李家沱大桥、高家花园大桥、鹅公岩大桥、石门大桥等的联接,山城行路难已成历史。

  据统计,目前重庆在主城区的长江、嘉陵江上已建大桥11座,在主城区外的两江上已建成12座。重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桥之都,祝这座西南重镇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气势如虹,一路畅行!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8月18日一版头条,与叶辉、梁文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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