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云芳　丁炳昌　是光明日报驻地记者中唯一的“夫妻站”。“夫妻站”从湖北开到海南，两人“交椅”轮流坐，在湖北时妻子当站长，丈夫当副手，到了海南，“角色”变换，丈夫任站长，妻子成了“贤内助”。

　　夫妇俩于１９６７年同时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于１９７０年同时分配到山西省浑源县工作，于１９７５年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于同年一起调离浑源县，不过丈夫进了山西日报社，妻子到了山西省雁北地委通讯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樊、丁又先后加入了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于１９８２年双双调任湖北开起了“夫妻站”。

　　“夫妻站”的“经营”小有成绩：从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两人合作采写的报道连续４年获全国好新闻奖；长篇通讯《追求》和《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在读者中引起过轰动效应；新闻特写《飞天凌空》等新闻作品作为范例被选入高等院校新闻教材。夫妻俩并先后出版了３本新闻著作：新闻作品选《我就是我》（樊云芳），新闻札记《记者梦》（樊云芳），新闻论著《新闻文体大趋势》（丁、樊合作）。在《新闻文体大趋势》中大胆提出并论述了“中性报道”与“全息报道”的概念，在新闻界同行中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关注。

　　樊云芳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当然，在这些背后，都有丈夫默默支持的身影。樊云芳一度还离开记者队伍，当起了光明日报社总经理室总经理。一场癌症，差点让她见了上帝，雨过天晴之后，夫妇俩又一起在海南开起了“夫妻站”。现在，两人已双双退休，过起了栽花、垂钓与写书的悠闲日子。

绿色玻璃板与龙舟

　　一次，我们在一位艺术家工作室里看到了这样一件杰作：墨绿色的玻璃板上，一条色似象牙、由四层楼阁组成的龙舟亭亭玉立。我们围着这件工艺品左看右看：这绿色的玻璃板，不仅在颜色上对这条龙舟起到了衬托作用，而且相映成趣地映出了它优美的倒影，赋予它一种飘逸的动感，使它更为生动、鲜活与富有情趣。

　　这真是别具匠心的布置！在这之前，我们曾看到某博物馆把象牙雕刻的龙舟，陈列在红色的天鹅绒上，外面用镶了金框的玻璃罩罩住，华贵则华贵也，然远不及眼前似乎在绿色湖面上漂浮的龙舟这般富有诗意，引人浮想连翩。

　　我们站在龙舟前进一步想入非非：假如再向它射出一束金色的灯光，同时奏起庄严、神秘的古代宫廷音乐，效果会如何？假如打出的是红色的灯光、采用唢呐吹奏出端午赛龙舟时热烈而欢快的乐曲，又会构成怎样的意境？反过来，假如把这艘龙舟放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或是安置在蛛网飘拂的墙角里，又会怎样？——可以想见，该有多么煞风景了！

　　看来，灯光、布景、画外音对于艺术品，真如绿叶之于红花，是绝不可忽缺的。美妙的背景，可让艺术品熠熠生辉，蹩脚的背景，会使艺术品黯然失色。联想到新闻作品中背景材料的运用，不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灯光、布景和画外音的神奇作用吗？

　　当然，对于一件艺术品，背景可以根据艺术家的爱好随心所欲地加以布局，而对于一件新闻事实，背景材料是客观存在的，要求绝对真实。问题在于记者善不善于将它们挖掘出来，巧妙地“裁剪”，并一一安置在到恰好处的位置上，从而使新闻的内在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示。

两位同行的经验之谈

　　上面这些想法并非空泛之谈，而是有感而发。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８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叶栋破译敦煌曲谱　千年古乐重放新声》；同时在显著位置配发了一篇通讯《解开乐坛千古谜》。我们一开始读这条通讯，就被它深深吸引。它叙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批唐代曲谱被珍藏在敦煌莫高窟里，２０世纪初，一个道士发现了石窟的秘密，为贪图钱财，将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盗卖给了外国人。于是它们成了法国某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无人能破译这些莫测高深的“密码”，有人断言它们将成为音乐史上永恒的“谜”。但后来，一位年轻的中国音乐家叶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在琵琶演奏家手里，这些曲谱变成了美妙动人的音乐。我们一口气读完了这篇４０００字的通讯，还不过瘾，又回过头来，反复读了两遍。

　　事后，我们请教这篇通讯的作者贾树枚：“你是如何把稿子写得如此有味的？”他答道：“一开始，光有叶栋破译敦煌曲谱这样一个新闻事实，内容比较单薄，没多少可写的。但我到图书馆查阅了有关敦煌曲谱的历史资料后，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新闻拿在手上沉甸甸地有了分量，有了深度，也有了故事性。我胸有成竹了，决定再写一篇通讯，４０００字只写了一天就脱稿。”

　　贾树枚的一番话听得我们心头发热：可不是吗？这篇通讯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勾起了读者对盗卖国宝的王道士之恨；对国宝曲折下落的悬念；对国宝成为世界音乐史之谜的浓烈兴趣，历史背景对于新闻事件，犹如墨绿色的玻璃板衬托了龙舟：它交待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拓展了它的生存空间和历史跨度，增加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新闻容量，要是没有了这一些，这条新闻还有多大魅力呢？写得不好，甚至会写成一篇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这在记者的科技与考古报道中屡见不鲜。

　　几乎在同时，１９８１年的全国好新闻评选揭晓。《光明日报》有一条短消息《我国古运河开始接待外国游客》入选。作者杨开民在介绍“决窍”时说：“到图书馆翻阅了一天资料，将一些背景材料穿插在稿子里，顿时，新闻的分量就重多了，而且又增加了知识性、趣味性。”

　　两位同行的经验之谈，使我们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联想到自己写稿时，很少去有意识地挖掘背景材料，也就是说，有了“艺术品”，却不懂得采用“灯光、布景、画外音”去为它增光添彩。结果，立体的新闻变成了平面新闻，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变成了平淡无奇的动态消息。哎呀呀，我真是笨死了！

报道编钟复制——考古的再考古

　　正在我们东张西望也想抓个“张道士”和“叶栋”时，曾候乙编钟复制的新闻，自己找上门来了，那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下旬。

　　曾候乙编钟于１９７８年发掘于湖北省随县，当时中央和地方报刊就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誉之为“稀世国宝”、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翌年，曾候乙编钟到北京展览和演奏，中央各报又热闹了一阵子。１９８２年底，部分编钟复制成功，文化部要在武汉开鉴定会，湖北省博物馆提前两个星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去了，带回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寸厚的相关资料，是会上发的——这是惯例，几乎每次采访，对方都会免费赠阅资料，但很少会有记者认真去通读，拿回家摞起来，写完稿件，它们也就成了“文物”。这次，我们想起了贾、杨的经验之谈，想起了墨绿色的玻璃板和龙舟，决心把这些论文全部浏览一遍。

　　但回家一打开牛皮纸袋我就发傻了，竟全是阐述中国古代音乐和铸造史的学术论文，标准的“考古”文章，枯涩难懂，犹如“天书”一般。我们犹豫了：编钟复制“鉴定会”，充其量就是一条考古动态消息，６００字左右，放在２、３版下方就够意思了，值不值得花大力气去钻研这一寸厚的“考古”文章？就算我们把这一寸厚的“老古董”钻研透了，又能怎么样？已经在全国集中报道了两次，有价值的东西早挖掘完了，这次无非复制了几个编钟，难道还能出现第三次‘轰动’”？

　　牛皮纸袋在办公桌上放了两天，我们又忍不住把它打开。“万一还真有颗‘钻石’被遗漏在里面了呢？不通读一遍怎么能知道？”抱着这种“沙里掏金”的侥幸心理，我们硬着头皮开始读了起来。哎，拜读两天之后，还真慢慢看出了点眉目，有几篇论文都谈及同一个问题：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音乐中无七声音阶，七声音阶是从西方传入的，而在这２４００年前的古乐器上，不仅有七声音阶，而且在七个音之间，还有了五个完备的中间音，形成了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这就解决了音乐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

　　该不是我们想新闻想疯了出现幻觉吧？这可是非同小可呵，果真如此的话，不挖出个“世界级”新闻来了？但万一搞错的话，出洋相也是“世界级”的了！我们把资料又认真看了一遍，此刻，头脑是冷静的。结论和看第一遍时完全一致。啊哈！我们真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又是兴奋，又怕遇上“海市蜃楼”！两人连夜赶到博物院找谭馆长落实。谭馆长毫不犹豫地肯定了这一点。“是这样。”他回答得很干脆，但并无甚激动和兴奋。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这谁都知道呀！”他两手一摊，好象嫌我们大惊小怪。再一了解，他说的“谁都知道”，仅仅是指他所接触的那个范围，譬如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以及一些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专家。

　　“关于这一点，以前报道过吗？”我们又追问。

　　“没有。”

　　“你肯定？”

　　“这还用说，所有的报道我这里都收集着呢！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是第一个问起这件事的！”

　　明白了！这是一块真正的“钻石”！我们立即开足马力运转起来，接连采访了博物馆和音乐界的相关人士，请他们讲解论文，详细介绍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铸造情况，迅速扩大了“战果”：原来，不光七声音阶的问题是历史悬案，对于中国古代音乐会不会旋宫转调也是悬案——通常认为，这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其来源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事实是：

　　这套编钟能在任何一个乐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

　　编钟的音域宽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五个八度，仅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乐音的排列，也与现代钢琴相同；

　　编钟的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这在中、外乐器制造史上更是一个创造。中国的许多学者仅仅是在编钟出土之后，才开始承认和研究这种奇妙的物理现象；

　　这些特点的综合，使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曾候乙编钟，能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包括奏出中国现代乐曲《洪湖水，浪打浪》，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一路平安》，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

　　……

　　行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新闻构成了。我们实在忍俊不住，稿子写到一半就拿起电话给编辑部挂长途。记者部主任卢云听了不到两分钟，立即截断我们的话：“不要说了，稿子写了没有？”“正在写。”“写完立即送审，今天晚上９点钟之前，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我们看了一下手表：５：２８。只剩３个半小时了，心里有点发慌：“老卢，可能来不及……”我们的话再一次被老卢截断：“那就推迟到１０点。我在记者部等你们的稿子。”电话“啪”地挂断了。

　　虽然是冬天，我们紧张得直冒汗。我们俩人一人写，一人连改带抄，一抄完两人蹬上自行车就飞也似往博物馆冲去，谭馆长已在办公室里等候。然后再飞也似冲回来，扑到电话机跟前。

　　睡了一夜醒来，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条１０００多字的消息——《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已经在光明日报一版头条高规格推出：通栏标题，配大幅照片加花边，足见报社对它的重视程度。后来，据老卢告诉我们，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给《光明日报》社编辑部打电话，要求得到编钟的录音、录像和有关资料，翌日，《朝日新闻》就刊发了消息，而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又于第三天转发了《朝日新闻》的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第一时间用１７种语言向国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国外的一些华侨报纸纷纷予以转载，这是报社外事部门事后告诉记者部的。

　　但也有位音乐界权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打电话给我报社一位部主任，怒气冲冲地责问两点：一、这算什么新闻？我们早知道了；二、为什么要举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这么个例子？这不是贬低曾候乙编钟的功能吗？《欢乐颂》仅有五声音阶，不能体现出曾候乙编钟的水平，我们为编钟专门编排了一首难度很大的乐曲《楚熵》，记者为何不举这个例子？

　　卢云说：“考一考你们，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们说：第一个问题不用我们回答，因为广大读者的反应已经给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位音乐权威的着眼点是乐曲的技术难度，而记者的着眼点是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请问有几个读者会知道《楚熵》呢？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有谁不知道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一位巨人？编钟能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它在音乐演奏上所达到的高度——这胜过千言万语，我们的用意就在于此。因此，我们认为，这位音乐权威提出该问题本身，只能说明他是位音乐家，而不是个记者。

　　老卢听了后“哈哈”大笑。

　　这条众所瞩目的消息，也使编钟复制的鉴定会顿时身价倍增，原本只有七八家新闻媒体报名，到了会议开幕那天，竟然有四五十家新闻媒体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武汉晚报本来只派一名记者，后增至５名，并由一位副总编亲自带队。在会上，我们也多次被一些新闻界同行“采访”，当得知我们是从故纸堆里发掘出这条新闻时，他们不胜惊讶，不胜感慨。有人戏言：“对编钟的报道，是考古的再考古。”而光明日报，竟然把编钟复制的消息，又安排在一版头条。

　　编钟的复制成功及倍受公众关注，又直接推动了《编钟乐舞》的诞生。这台由湖北省歌舞团创作并排演的大型歌舞，将曾侯乙墓中的那座“地下音乐厅”整个搬上了舞台。编钟、编磬等近百件出土乐器的仿制品，同台演奏；“金、石、丝、竹、翰、土、革、木”，八音合鸣，气势雄伟。它再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楚国风情，展示了这个“古代音乐舞蹈之邦”在音乐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当年的国庆节，《编钟乐舞》装饰了一辆大彩车，游行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检阅，之后，又被《半月谈》杂志列为湖北省该年度的五大成就之一。我们在它于北京首场演出时采写了第三条消息：《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肩题是：“八音合鸣，奏出屈子华章气势雄伟，再现楚人风情”；导语是：“２４００年前的‘地下音乐厅’复活了。”而光明日报则第三次把它安排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出（１９８３年８月８日），还同时在二版配发了我们写的长篇通讯——如此不惜版面，连续高规格报道一件考古、文物新闻，这在光明日报也是罕见的。

　　曾候乙编钟的报道，是我们深入开掘与运用新闻背景材料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巧妙的“裁剪”与“布局”

　　掌握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不等于就一定能写好一条新闻。怎样巧妙地“裁剪”与“布局”，这里面也大有学问。

　　针对《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与《曾候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两条新闻的不同情况，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谋篇布局。

　　在消息《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中，背景材料占的比例比较大，没办法，因为曾候乙编钟的发掘早在“新闻”发表４年以前，我们这条“新闻”是“考古的再考古”。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背景材料多，会不会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会不会让读者感到是旧闻的堆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尽量把背景材料写出现场感，让读者如见其景，如闻其声，读来不感到沉闷；二是把背景材料安排得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营造出“层层叠叠”的“绿色”背景，来衬托新闻主体这一道亮丽的“红”色。

　　报道一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声情并茂的现场镜头，让它立即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先声夺人：“饱含着热情与挚爱、象瀑布般倾泻而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在湖北省博物馆宽大的展览厅里回荡着。这美妙的音乐不是发自西洋乐器大钢琴，而是发自中国的出土文物——２４００年前的宫廷乐器——编钟，这使许多中外音乐家感到震惊。”

　　这就是新闻主体，它亮丽耀眼、一鸣惊人。

　　第二段我们“请”出中外著名学者来评价编钟：“著名音乐家贺绿江在编钟前流连忘返，他认为：由于编钟的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有位外国学者誉编钟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

　　第三段我们把读者“带”到编钟气势磅礴的现场，让读者“看到”、“听到”这稀世国宝：“被人们誉为“稀世珍宝”的编钟，由大小６５个青铜钟组成，大的如笆斗，小的如暖瓶，全重５０００余斤，分上、中、下三层悬挂在长１３米、高２．７米的曲尺形钟架上。演奏时需有五至七个乐师，用棒敲锤击，气势十分壮观。钟上还镌刻着２８００多字的篆体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这套编钟，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庞大的乐器。”

　　第四段交代编钟出土的时间、地点，交代最新奥秘的揭示是经过了全国一些专家历时４年的潜心研究。

　　有了以上这三大段背景作铺垫，接下来用５段文字，一层层铺排出编钟的最新奥秘：从七声音阶、十二乐音的发现，一直到编钟能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

　　接下来又安排一道“背景”：“编钟的展出，使位于武昌来湖湖畔的湖北省博物馆变得门庭若市。据统计，参观编钟的人数已超过２００万人次，其中５万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果把这条消息的导语比作鲜活的“龙头”，那么，消息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十段背景材料，就是那块“绿色玻璃板”了，而第五至第九段文字，就是那亭亭玉立的“龙舟”主体了。试想，假如没有这块“绿色玻璃板”来衬托“龙舟”，“龙舟”的魅力是否会大为减色呢？

　　最后一段，“背景”与新闻事实、新闻构想交织在一起：“从１９７９年起，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政府已投资２０万元，用以复制编钟。复制编钟的鉴定会定于１９８３年元月五日召开。湖北省有个设想，要在博物馆开辟一个演奏大厅，布置成战国时期的曾侯宫廷，乐师们穿上古装演奏。”短短一百字，从过去讲到将来，给读者留下遐想、期待与悬念——哈哈，“龙舟”漂荡起来了！

　　这条１０００多字的考古消息，被收集到多本新闻集里作范文，包括一本香港出版的介绍中国新闻作品的集子里。

　　而在《曾候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这篇报道中，我们则把背景材料分散开来，穿插于新闻事实之中，或作对比，或作陪衬，或用于画龙点睛，或用于作注解，尽量使背景与新闻浑然一体——犹如绿色玻璃与龙舟相映成趣一样——看上去，这些背景材料似乎信手拈来，实质是精心安排。

　　这条消息一共八段文字，第一段导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２４００年前的‘地下音乐厅’复活了。”这是新闻主体；第二段则马上穿插新闻背景，交代了“地下音乐厅”的来龙去脉；第三段回到新闻主体，描述“今晚的彩排”情况；第四段又穿插背景，交代曾候乙墓“地下音乐厅”大批古乐器的仿制情况：仿制规模；仿制质量；演奏水平，并拿它与西洋管弦乐队的出现作比较；第五段介绍《编钟乐舞》的歌舞内容，第六段声情并茂地描述了这支古乐队如何以其绚丽多采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强烈地拨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这两节都是新闻主体；第七段又交代背景材料：“地下音乐厅”的“复活”工作，如何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赞扬；第八段，也即最后一段，回到了演出的现场：“观众对这台别开生面的乐舞反映强烈。演出结束时，场内掌声不断。这台历史歌舞不日将在武汉公演。”

　　我们认为，像这样把背景材料与新闻事实糅合在一起写，行文自然，对比强烈，就好象散文中的夹叙夹议，“叙”是“议”的载体，“议”反过来又深化了“叙”、突出了“叙”，从而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这篇报道，被选入了《全国短新闻选》。

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

许多中外音乐家感到震惊

对编钟的研究改变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的一些定论

　　饱含着热情与挚爱、象瀑布般倾泻而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在湖北省博物馆宽大的展览厅里回荡着。这美妙的音乐不是发自西洋乐器大钢琴，而是发自中国的出土文物——２４００年前的宫廷乐器——编钟，这使许多中外音乐家感到震惊。

　　著名音乐家贺绿江在编钟前流连忘返，他认为：由于编钟的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有位外国学者誉编钟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

　　被人们誉为“稀世珍宝”的编钟，由大小６５个青铜钟组成，大的如笆斗，小的如暖瓶，全重５０００余斤，分上、中、下三层悬挂在长１３米、高２．７米的曲尺形钟架上。演奏时需有五至七个乐师，用棒敲锤击，气势十分壮观。钟上还镌刻着２８００多字的篆体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这套编钟，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庞大的乐器。

　　编钟是１９７８年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发掘出来的。4年来，经全国一些专家的潜心研究，一个又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奥秘被揭示了。

　　一些中、外学者曾断言，中国战国时期尚无七声音阶，中国的十二律是战国末年由希腊传入而稍稍汉化了的乐理。但在这套编钟上，都明明白白地已经有了七声音阶。不仅如此，在七个音之间，还有了五个完备的中间音（铭文上记载了每个音的名称和发音部位），形成了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

　　过去，一些人认定，中国出现族宫转调是在汉以后、甚至是隋以后的事情，其来源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事实是，这套编钟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它转调。

　　编钟的音域宽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五个八度，仅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乐音的排列，也与现代钢琴相同。

　　编钟的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这在中、外乐器制造上更是一个创造。中国的许多学者仅仅是在编钟出土之后，才开始承认与研究这种奇妙的物理现象。

　　以上这些特点的综合，使这套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编钟，不仅能演奏单旋律的曲子，而且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变调手法的乐曲。四年来，经过初步训练的乐师们，已经在编钟上奏出了中国唐代琴曲《离骚》片断，中国现代乐曲《洪湖水，浪打浪》，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一路平安》，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欢乐颂》等共计２０多支曲子。

　　编钟的展出，使位于武昌来湖湖畔的湖北省博物馆变得门庭若市。据统计，参观编钟的人数已超过２００万人次，其中５万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１９７９年起，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政府已投资２０万元，用以复制编钟。复制编钟的鉴定会定于１９８３年元月五日召开。湖北省有个设想，要在博物馆开辟一个演奏大厅，布置成战国时期的曾侯宫廷，乐师们穿上古装演奏。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５日一版头条）

八音合鸣，奏出屈子华章

气势雄伟，再现楚人风情

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

在湖北歌舞团彩排这台节目时，１３００名观众对我国战国时期的音乐成就反映强烈

　　２４００多年前的曾侯乙墓“地下音乐厅”复活了。

　　5年前的今天，在湖北省随县，发掘出一个战国时期的古墓——曾侯乙墓，墓中有一间音乐殿堂，秩序井然地陈列着稀世国宝编钟以及编磬、鼓、瑟、琴、笙、排萧、横吹竹笛等八类古乐器，一共１２４件。它们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我国音乐史上空前的发现。这间音乐殿堂，被我国的音乐界人士称为“地下音乐厅”。

　　在今晚的彩排中，湖北省歌舞团将这座“地下音乐厅”搬上了舞台。编钟、编磬等近百件出上乐器的仿制品，同台演奏。“金、石、丝、竹、翰、土、革、木”，八音合鸣，气势雄伟，向１３００名观众再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楚国风情，展示了这个“古代音乐舞蹈之邦”在音乐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将曾侯乙墓“地下音乐厅”的古乐器作如此大规模的仿制，这在国内是第一次，仿制乐器在保持原件风格与基调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标准育作了严格校音。现在，作为一支初具规模的古乐队，它不仅能独立演奏，而且能与现代的民族乐队合奏，还能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尽管后者的出现是在１８世纪中叶，整整比它晚了２２００年。

　　《编钟乐舞》是湖北省歌舞团为这座“地下音乐厅”的复活而专门编排的一组历史歌舞。它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诗歌《九歌》和《九章》作为主要题材，同时吸收了湖北各地古老的民间音乐与舞蹈素材，歌、乐、鼓、舞四位一体，再现了楚国的世态民风和楚人的祭扫、农事以及征战等生活画面。

　　这支古乐乐队以其绚丽多采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向观众显示了它的魅力，在吟唱屈原的诗歌《橘颂》时，琴瑟的伴奏，悠雅清丽，清澈委婉，衬托出抒情明亮的女声合唱，加上清脆的磬声点缀其间，形象地表现了桔树“独立不迁”的高洁与坚贞。在演唱屈原为悼念阵亡将士而写的祭歌《国殇》时，编钟被忧而击之，奏出深沉缓重的节拍；古琴如泣如诉，奏出悲动哀绝的旋律；最后，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钟磬合击出宽广明朗的和弦，使挽歌变成庄严的颂歌，将气氛推向高潮。它的每一音响，都抒发了诗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壮烈情怀，强烈地拨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

　　“地下音乐厅”的复活工作，引起众多学者的热切关注。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不久前观看了部分节目的排练后，抚摸着这些仿制乐器，爱不释手，说：“我从七岁就知道楚国的音乐有很高的成就，现在７０多岁了，今天第一次聆听到，真是耳目一新。”《龙的传人》的作者侯德健看了排练后激动地说：“祖国的古代文明太伟大了。你们把它搬上舞台，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先后有３０多位历史学家和音乐史专家，为《编钟乐舞》作考证或提供素材。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建议在湖北成立民族音乐博物馆。

　　观众对这台别开生面的乐舞反映强烈。演出结束时，场内掌声不断。这台历史歌舞不日将在武汉公演。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８月８日一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