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记者站的10年杂忆
 

  徐冶

  196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7年至1979年在云南省富民县勤劳公社当知青。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光明日报》摄影美术部主任、高级记者。出版的作品有:《南方陆上丝绸路》、《神秘的金三角》、《壮丽三江》、《边走边看边拍——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摄影实用图典》、《诞生王国的福地》、《横断山的眼睛》等图文作品。策划并参与了《澜沧江》电视文化片、《绿色云南: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形象总体设计》、《多彩云南: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总体规划》的文本写作。

  从1992年底至2002年底的10年间,我在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度过。这段时光我健康成长、好吃好在,十分令人难忘和留念。我进入报社的领路人、记者部老主任王茂修曾说,人生若还要有选择,一定会再当记者。我想我也如此,特别是当驻地记者。

  驻地记者远离总部,单枪匹马,一切言行全靠自律和自觉,很能锻炼人的品质和行为,一个人代表着集体的形象。“管得了你的人不知你在干什么,知道你干什么的人管不了你。”有时候个人的行踪,父母和亲朋也只能通过看报纸上的电头和消息内容来确认。

  云南记者站给了我一个满足兴趣爱好的很大空间,长期以来自己一边握笔写文章,一边拍照走四方,几十个采访本和上千个胶卷记录着走过的地方:就云南而言,128个县市基本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就西南地区来说,我几乎走遍西藏、四川、贵州和广西;就邻国讲,几进中南半岛的5个国家。对此,报社在《驻地记者在基层》专栏连续刊登了我的系列图文稿件。

  2000年的夏天,我和夏斐、刘鹏参加光明日报和水利部联合组织的“长江上游生态行”采访活动,历经7个省、市、自治区的62个县,驱车行程15000多公里。我们踏雪长江源头,冒着风雪穿越无人区,翻越海拔4500米以上的昆仑山、巴颜喀拉山、雀儿山等数十个山口,系统地对长江上游区的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和综合治理作了深入采访,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图文资料,发表的几十篇稿件,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还收进初中《地理》教材。一路下来,夏斐、刘鹏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在雪地无人区因陷车被困,我与夏斐徒步自救的经历终生难忘。

  一个单位好不好在,除了事业上的追求,有良师有朋友是最为重要因素。1993年初夏,我回报社参加重点报道组,从记者站来的还有宋言荣和戴自更,我们同住七楼招待所的三人间。戴自更年龄最小,才情横溢,勤于思考,写稿快手,他与我和宋言荣的作息习惯不同,每天精力旺盛,半夜回来睡不着还要做俯卧撑。他对别人说,我旁边住了两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后,我每年开全国记者会时,都与戴自更同居,就是在长江三峡开会坐大型客轮时也与他在一个舱内。缘分之故,10年后我们三人先后从记者站调回了报社。当时,重点报道组先出策划题目,集体论证可操作性,报社领导最后拍板定稿,宋言荣写的《知识升值了》、戴自更写的系列金融改革问题,以及我写的《社科界迎接挑战》,分别在头版头条刊发后都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

  在记者站期间,我还得惠于兄弟站记者的关爱和帮助,以及对我家人的热情接待和安排。1998年南京会议之后,我、刘昆和朱伟光应邀到杭州,叶辉稿子写得有水平、有份量,是我学习的榜样,接待我们则更是用心,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文化江浙的魅力,大有杀鸡用牛刀的势头,搞得我们诚惶诚恐,而潘剑凯在西湖边西冷印社半山上请吃的一碗藕粉也是令人回味。

  1998年冬天,我去广西北海营盘镇拍摄《珍珠的故事》专题,因时间紧不到南宁,刘昆听说后专门驱车赶到北海看望,地主之谊真让人感动。

  长江上游生态行圆满完成之后,水利部安排我们记者带家属到大连写稿、休息,其间宋言荣、苗家生给予了热心周全的安排,许多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

  2000年首届平遥摄影节之际,我随父母首次回山西临汾老家,杨荣对一路的吃住行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让我年迈的父母十分满意,我也感到无上荣光。

  “树长高了要掉叶子!”云南哈尼族山民曾对我如此说。的确,一棵树在太阳和清风中亮色彩、发声响,万千树叶在飘舞抽新,掉了叶子的树更加茂盛。我的云南记者站生活和工作,有如叶落树长,弹指一挥间,而那一片片铺地的树叶尤其值得珍藏。

 

山和山的爱

——照片后面的故事

  初夏时节,我又一次到云南边寨采访,一位老人这样对我说:“男人是山,女人也是山,是山泉水把它们紧紧相连,山上才长出了树。”由此,我的镜头在山里寻找。的确,云南的山有高峻的,也有厚实的,山多高,水多高,每一座山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每一座山都流淌着爱情的山泉。

  山里人的爱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当我为这些年长的夫妻拍摄合影时,他们幸福地微笑着,追忆起相爱的美好时光。

  一

  “快乐是最好的药!”和士秀这位乡土医生如是说。他今年73岁,老伴闵朝星71岁,是丽江县白沙镇的一对纳西族老人。在小镇西边,一处平房门面有汉文和纳西东巴文写的“玉龙雪山本草诊所”,两人的大半辈子便在这里度过。

  拍了照,我参观后院的3亩药园,和士秀快人快语:“爬玉龙山三步就踏得几味药,这园里的100多种草药都是山中采的。”每天和先生切脉开方,老伴配药碾粉,默契的配合让慕名而来的人都满意而归。

  和士秀和闵朝星是1941年结的婚。“生了娃娃以后,人又多识得几味药。”回顾半个世纪的生活,和士秀自豪地赞许老伴。在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后,和士秀远去南京读过书,一口纳西味的英语就是当时学回来的。

  现在,和士秀的英语派上用场了,每天英语讲得比纳西话还多。玉龙雪山本草诊所被写进了许多国家的旅游书中,外国人到丽江大多要来这里坐坐看看,有病无病也来感受一番。这里成了丽江的一个人文景点,这对纳西族老人给人的却不仅仅是一味药。

  二

  4月30日,我来到怒江大峡谷边的福贡县一块比村。在傈僳族老人秀德的家里,随着一杯一杯的杵酒下肚,情感得以交流。秀德今年70岁,老伴育玛珍62岁。老两口过去都在县商业部门工作,如今退休回到村寨生活。

  谈起过来的日子,有艰辛也有苦难。但幸福的事总令人难忘。秀德和育玛珍的婚事是在1949年10月举行的,杀了一头肥猪,按傈僳族传统摆了上百个簸箕饭招待宾客。结婚前,秀德在山寨算见过世面的人,他每年几乎都要翻越高黎贡山去缅甸、印度,在伊洛瓦底江畔淘金子。结婚后,育玛珍在开明的公公支持下,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当时学院发棉衣,她专门要了一套男式的,托人带给家中的秀德。1952年3月,育玛珍参加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到了首都北京,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北京时,周总理还送给每人一床红毛毯、一套黑呢衣服和一双黄色皮鞋,红毛毯至今还保存着。

  秀德家的前几代都是单传,到他开始形势大变:有4个儿子和2个姑娘,有的当了干部,有的成了医生,有嫁给汉族的,也有娶了纳西族的,儿女们又给老人生了6个孙子,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三

  约翰和昆秀英这对独龙族夫妻是在教堂认识的,相互间用翻译《圣经》的老傈僳文写过情书。讲起这段往事,老两口情不自禁地握着手,亲密地坐在条凳上,让我从各种角度按动快门。看着这般情景,让人想到一首独龙族民歌:“我们在树林里唱过的歌,被虫子写在树叶上了;要想反悔哟,阿妹去问问那写字的虫子。我们在江边发过的誓,被沙虫刻在石头上了;要想反悔哟,阿哥去问问那刻字的沙虫。”

  约翰今年65岁,昆秀英58岁,1955年在全国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区独龙江结婚,后来大多时间生活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城丹打。50年代初,他曾到缅甸学过日汪文,回来后根据独龙话与日汪话的语音差别,对日汪文作了增删,用来拼写独龙话。在云南省民语委的帮助指导下,1983年8月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独龙语拼音方案诞生了,这成了我国目前最晚的文字。

  问及目前推广普及的情况,约翰无奈地说:“当初试行教学时,来的人特别多,教室里专门换了大灯泡。可现在灯泡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少。”由于经费困难,独龙文的推广工作几乎停顿下来了。围在火塘边,我们吃着洋芋交谈。昆秀英在一旁介绍,约翰不出去教人识字,每天就忙着2亩地上的洋芋、包谷和青稞。过了一会,约翰用母语打断了她的话,昆秀英笑了,原来老两口说这个记者还真能吃洋芋。

  四

  雨水太多,冲断了公路。我们进前新村只得从巍宝山绕道步行,趁着太阳落山之前跟着背柴放羊的山民来到村里。依着村民的指点,我们找到了南诏的开国领袖细奴逻种地和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些埂子、墙脚土坯和山地。

  “细奴逻是我们的老祖宗!”吹完老祖宗的故事,再讲起半个世纪前举办的婚事,字城忠和字文兴这对彝族老夫妻的眼睛这才发亮了,那是他俩一辈子最风光的事。“杀了三头大肥猪,全村子的人都来了。吃了70多桌!”字城忠抽着草烟回忆说。字文兴从厨房走了出来,她一边解下小围裙,一边舞了个动作说:“那天喝酒吃饭以后,村里人是打歌打到太阳出!”

  字城忠为独子,家里供他到学堂读书。“我的学历是第八册!”听他讲了两遍才知“第八册”即小学4年级。字文兴自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去世了,一直就在字城忠家生活,两人青梅竹马,玩山打柴,形影不离,只是字姑娘从没得进过学堂。结婚时,字文兴从婆婆手中接过的玉耳坠、银手镯至今仍戴于耳垂和手腕。68岁的字城忠老人牙齿几乎全掉了,小他一岁的老伴却满口好牙,她认为这是早去的父母给的保佑。

  结婚没多久,字城忠告别新婚妻子,加入到修筑滇藏公路的队伍,一干就是9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回家时仅得了24元,如数交给老父亲后,家里用10元钱买了一头黄牛。过了几年,字城忠又去修南涧到耿马的公路,由解放军领着干,每月的工钱为12元,干了7个月回家时带了一套行李,买了一匹骡子、一匹马和一头母牛。字城忠的两次修路经历,使他有机会到过丽江和耿马,从此就再没有离开过家乡。现在出门最远就是到县城,2块钱坐一趟中巴车,4块钱打个来回,逛街天无非去图个热闹,顺手买点肉来吃。

  凭着“第八册”的学历,字城忠在人民公社期间当了7年的会计,曾管过3000多人。尽管每个工计10分工分,最多得三角三分钱,但要做9个帐本,每晚都要干到深夜。字文兴则是村里的妇女队长,什么重活累活都要带头去干。夫妻俩还是村里的老党员,事事要起模范作用。除了做好公家的事,两口子还拉扯大了3个儿子和2个姑娘。1962年用100多元盖的土墙小平房,老俩口一直住到现在。今年农闲时节,大儿子盖新瓦房,花去了3万多元,光下石脚就3000多。“过上好日子不容易啊!”字城忠深有感触地说。

  字家的收入还是依着传统的种养殖业,水田种粮,山地栽烟,养猪喂鸡,日子也过得去,仅有的一匹骡子多用来驮柴和拉包谷。字城忠一直没有喝酒的习惯,他说喝酒头昏爱误事。但他抽烟,草烟五六元一斤,能吃一个月,纸烟五六元一包,抽一天就完了。他说到底是抽不起更好的烟。

  一个小山村出得一代君王,他的伟名霸业令子民们讲了一代又一代,可现实平淡操劳的生活似乎又与老祖宗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每个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数得出来没有多少,摆宴的婚事当属第一。

  (原载光明日报1995年7月21日2版《驻地记者在基层》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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