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撑起了光明日报事业的“半壁江山”
——简述光明日报驻地记者队伍的变化与发展历程
闫百琨 

  闫百琨

  1930年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1949年参加工作,后到东北财经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留校,先后任院领导秘书,辽宁大学团委书记。1960年调光明日报工作,历任驻辽宁记者站记者、记者部副主任,光明日报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991年离休。

  流年似水,转眼间,《光明日报》在全国重建记者站,已经历了30个春秋。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岁月,令人感慨万千,因为它正是处在我国大转折、大变革、大展宏图的30年。而我们的记者站,就是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在改革开放大潮开始涌动的关键时刻,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

  一

  中央对《光明日报》在全国重建记者站,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于1978年5月27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组织部要协助《光明日报》做好建站工作。通知对建站的一些具体事项,诸如记者站的人员编制、选调记者的条件、记者站的领导关系、记者的工作任务、办公地址、阅读文件、参加会议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确意见。据了解,“文革”后经中央批准并下发通知在各地建立记者站,《光明日报》尚属第一家。

  通知下发后,光明日报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派出多路人马分赴各地,开始了建站工作。我有幸奉命到东北地区建站,第一站到了辽宁省,仅在通知下发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几经筛选,于7月份组建起由三人组成的辽宁记者站,三人中有两名毕业于大学新闻系,一名是省报记者。这就为重新建站打响了第一炮。紧接着吉林、陕西、上海、云南、四川、安徽、山东、黑龙江等地的记者站也先后宣告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起记者站,并于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记者会议。过去从未谋面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战友,此刻无不满面春风,精神振奋,因为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期盼——做一名不辱使命和有所作为的《光明日报》记者。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工作的需要,又陆续在深圳、大连、海南、青岛、重庆、珠海等地建立起记者站。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记者站42个。

  为了做好驻地记者的工作,报社专门成立了记者部。其主要任务是:向记者传达贯彻编委会有关宣传报道以及其他方面的指示和要求;组织、指导、协调记者开展宣传报道工作;编发记者的稿件;做好记者站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二

  早在1959年,光明日报党组为贯彻“依靠党委,开门办报”的方针,曾作出决定在全国建立地方记者站,并请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帮助,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为本报调配专职文教或统战记者。历经一年多的时间,于1961年春,在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几个偏远地区外,陆续建立起记者站。每站配备记者多为一人,少数二人,只有四川三人。办公地址多安排在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文教部或统战部。当时给记者规定的任务是:第一,了解情况,反映情况,为报社编印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提供稿件;第二,发展作者、通讯员队伍,为报纸组织稿件;第三,记者自己采访写作。但实际工作中,记者并不完全按照上述排序行事,多数还是把采访报道放到第一位。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当这支队伍在健康成长,越来越发挥作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记者便被集中到报社参加运动,停止了各地的采访活动。直到1970年1月27日,经“四人帮”分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下令撤消记者站为止,这些(当时共28人)工作了10年的驻地记者,除少数人留在报社工作,其余大多数不得不带着“文革”中留下的各种伤痕,告别了报社!

  我是在第一次建站时跨进报社大门的驻地记者,因此对记者站情有独钟。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驻地记者对报社来说,确实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方面军。他们不仅通过宣传报道活动,扩大报社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增加人们对光明日报的了解与亲和力,而且在沟通地方和报社的关系方面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好似一个前线的侦察兵,能够随时将从地方了解到的一些不宜公开报道的重要情况和重要新闻线索汇集到报社,这对报社领导在宣传报道上作出重大决策,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对中央批准重建记者站深感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三

  从切身体会和前后两次建站的情况对比,觉得这次建站有着许多前所未有的良机和有利条件。

  首先,从大的形势来看,建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正在进行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特别是《光明日报》刚刚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年5月11日),文章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推动全国开展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得《光明日报》名声大震,发行量大增(最多发行量达到148万份)。就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中央批准《光明日报》在各地建立记者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仅受到各地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就是一些被选调录用的记者,也无不能为跨上《光明日报》这个台阶而感到荣幸。应该说,这是建站取得完满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二,从具体工作来看,因为有了第一次建站的经验,这次在确定人选方面,就考虑得更全面、更具体一些。如借鉴第一次建站的经验,选调记者首先要求在政治上必须是共产党员;其二,在业务上,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最好是选调从事过新闻工作或有较好写作能力的人员,在这一点上第一次建站考虑得不够充分,记者中从事过新闻工作的人员较少;其三,在文化上,要求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四十五岁,最好是四十岁以下。

  由于选调中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要求,因此,被选调的记者,不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总体上都比较好。他们中大体上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有一半(近30人)是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老兵”,其中有不少还是省市报纸的业务骨干或部门负责人;二是有部分人具有大学新闻、中文、历史、哲学等文科专业学历,毕业后多是从事宣传或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三是有少数人从事行政工作,但都有一定的文字工作基础;四是有五名是重新归队的第一次建站时的老记者。建站初期,在编记者多达56人。实践证明,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在步入到中央新闻单位宣传报道第一线后,大多都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很快就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四

  “文革”后,《光明日报》不论隶属关系、社会地位以及经济状况,都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经济状况而言,它可以充分满足办报的各种开支需要,这就为记者站的建设、改善工作条件提供了物质保证。“文革”前的记者站,多是设在省委宣传部、文教部或统战部,在这些部门的某个处室给记者安放一张办公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连与报社通电话、发电讯稿,都要跑到邮局和电报局办理。那时属于记者站的财产唯有一辆由报社组装的自行车,工作条件是相当艰苦的,真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那时,报社很少召开全国记者会议。即使来京开会或到京汇报工作,也从未住过宾馆饭店,而都是食宿在报社,住就住在家属院内的几间“客房”里。这些就是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而现在则今非昔比,由于报社在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实力,就有能力为改善记者站工作条件加大投入,使大多数记者站不仅在各地方党委设有单独的办公室,而且还逐步安装了电话、传真机、电脑,配备了汽车。在中央办公厅的关照下,还拨出专款,为多数记者站建造了宿舍,有的还建造了办公室。

  为记者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在一线的记者,是相当辛苦、相当紧张的。他们如上了弦的钟表,总是闲不下来。脑子要不断地思考报道选题,腿脚要不停地跑动采访,手要笔耕不止。完成了一项报道任务,下一个题目又接踵而来,难以停歇。如今有了汽车,遇到紧急采访任务,就能以最快的速度,争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访,而无须挤公共汽车去耗费时间和精力。采访完毕,要尽速成稿,尽速发到报社,有了电脑、传真机和良好的写作环境,就可以争得时间。上述这些较为现代化的手段和条件,既可提高新闻的时效和竞争力,又可以大大地减轻记者的负担,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五

  三十而立。回顾重新建站的30年,我们欣慰地看到,《光明日报》的驻地记者,现已成为一支成熟而干练的队伍,是报社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军,在光明日报事业中起到了“半壁江山”的作用。还清楚地记得,这支队伍当年刚踏上《光明日报》这块阵地的情形,他们没有片刻歇步,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火热的宣传报道第一线。从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笔,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科教方面的一些重大改革,撰写出大量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宣传了像蒋筑英、栾茀、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一批具有震撼力的人物典型。这些宣传报道为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报社编委会的领导下,广大驻地记者不辞辛劳,勤奋笔耕,首批范长江奖获得者樊云芳,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叶辉、唐湘岳,全国先进工作者杨荣等,就是驻地记者的优秀代表。三十年来,驻地记者的人员构成发生不小变化,一批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同志已经或即将“解甲归田”,一批优秀中年记者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肩负重任,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记者充实进来,使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真可谓后浪推前浪,人才辈出。但不管人员如何变动,驻地记者这支队伍忠诚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光明事业的精神将继往开来,不断发扬光大。

 

绿色的岛国

  乍听说,日本是一个“绿色的岛国”,不免心内起疑。多少年来,不是说我们的东邻到处工厂林立,怎么今天倒成了绿色的国度呢?

  最近,我有机会随中日友好之船到日本参观访问了27天,在20多个大中小城市,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学校和文化设施。亲眼所见,才知用一个“绿”字涂染这个岛国,实在是恰到好处的。

  日本的国土,从北到南,多是耸立的高山和起伏的丘陵。登高远眺,只见层峦迭翠的林海,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和那蓝色的太平洋,连接在一起,蔚为壮观。据了解,日本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六十六,这在世界上亦属屈指可数。说它是“绿色的岛国”,真是名不虚传!

  第一个印象往往是深刻的、难忘的。我们乘坐的友好之船,停靠的第一个码头是下关。这里樱花刚谢,杜鹃花正在盛开。高低不等的黑松、五针松、龙柏、青刚栎、山茶等常绿树,刮目可见。那点缀在万绿丛中的金红色的五角枫,更显得分外夺目。这些花草树木,有的栽植马路两旁,有的犹如一条绿带铺展在马路中间,把来往疾驰的车辆分开。一些家庭院落里栽植的树木花草,经过修剪整容,更是别致美观。一句话,这里凡是有土的地方,绿化得都很好,不是树,就是花,或是绿茵茵的草坪。

  最初,我曾经以为,大概只有下关绿化得如此之好。后来,在大阪、京都、名古屋、东京、福冈等城市,我们看到的同样是繁花似锦,绿树成荫。大家都知道长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整个城市几乎被原子弹炸成一片焦士,山也成了秃山。30年以后,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它又生机勃勃地站起来了,城内城外,长起了很多树木,山也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

  开始,我还想过,可能主要是街道、公园和游览地区的绿化搞得好吧,后来到了一些工厂和学校,发现同样是无处不布满树木与花草。有些工厂真象大花园一样。我们参观过的黑部市吉田工业(主要生产拉锁和框架),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它的整洁、宽大的厂房给人印象很深,它的厂区内各种树木和花草,布局之好,同样使人赞叹。有的工厂为了搞好绿化,厂长亲自进行设计规划,并把美化环境看成是搞好文明生产和评价工厂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志。

  在广大山区和农村,绿化搞得同样出色。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从下关到爱媛县之行。那是5月11日上午,我们一行坐新干线火车去爱嫒。火车一开动,我就被窗外变化万千的景色吸引住了。山,连绵不断的山,满目青葱,被森林盖了个严严实实。有时,在山窝窝里,也闪现出一些村落,那色彩鲜艳的屋舍和它的红绿瓦顶,掩映在绿色海洋之中,更加充满诗情画意。由于聚精会神地饱览着车外诱人的风光,竟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到达了三原。从三原港转乘客轮,一小时后便到达了爱嫒县。

  爱媛县位于四国地区的西北部,三面被海环抱,平地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到处是山峦起伏,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总面积达四十多万公顷,是日本有名的林业县之一。

  坐在汽车上,凭窗望去,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林,同样是绿色,却放出浅绿、深绿、黑绿等等异彩。原来这里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森林是由天然林改造成的人工林,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统一规划,种植了不同的树种,看上去,就象是在你眼前展现出一幅巨大的、多样的画卷。

  爱媛县也是日本有名的水果之乡,盛产柑桔,产量占全国的第二位。日本朋友指着汽车窗外一片片的桔林告诉我们,爱媛县出产的柑桔,很大一部分品种是中国的温州蜜桔。我们看到,这里生产的桔子,个头比它在故乡时要大得多了。主人还对我们说,爱媛县生产的桔子一年比一年多,不仅满足本县食用,而且行销全国各地。

  日本的绿化搞得这样好,除了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等自然条件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尝到了森林破坏的苦头,因此,政府对绿化极为重视。日本政府把绿化作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和美化市容的一个手段,对发展林业,从法律上加以保护,从经济上给予扶持。全国规定有植树节,每年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勤劳的日本人民也把创造一个舒适的、幽美的、丰富的、清洁的环境,当作自己的义务,十分注意培养种树、爱树的好风气,教育孩子们懂得,爱护树木是民族的一种美德。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习俗,凡是生孩子、儿童入学、结婚,或者是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大家都要植树,作为纪念。由于喜庆之事,究竟种了多少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烂漫的樱花,青翠的竹林,火红的枫叶,傲雪的苍松,装点着江山,显示了日本人民所具有的勤劳、智慧、坚强、进取的精神,也是这样的人民献给自己民族的最好纪念,这纪念可概括为四个字,叫做“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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