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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四次重大创新与发展的回顾和思考

2017-06-12 10:04 来源:《理论与改革》 
2017-06-12 10:04:58来源:《理论与改革》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出站博士后 李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民族构成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对我国民族理论进行了四次重大创新和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并以之为标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这些理论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保障,也为巩固和完善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特色; 民族问题理论; 创新和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 2016年重点项目 “习近平同志民族理论政策创新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016 - GMA - 002,主持人:李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践经历了四次重大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的丰硕成果。民族工作发展的力量之源,就在于民族理论创新。[1]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上的创新和发展成果,能够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为做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工作,提供坚实的信心保障和可靠的理论指导。

  一、正确判断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国情的理论结晶。该理论为我们在把握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性质和特点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坐标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理论的清理

  要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性质,就要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进行纠正和清理。在党对我国民族问题性质的探索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对一定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上。典型错误就是简单套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①]甚至直接以阶级问题代替民族问题。正如熊锡元先生指出的:这个近乎公式的提法是导致民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受到重大损失的思想根源,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教训极其深刻。[2]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错误认识的理论根源在于毛泽东同志当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他提出的“大过渡”的观点,把社会主义时期纳入过渡时期,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混同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所以,要清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理论,就必须对现阶段党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主要矛盾重新做出正确判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勇于担当,及时完成了党和人民期望的拨乱反正的理论任务。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体、民族关系性质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1980年4月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完成,各民族间的关系都已经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3]7月,《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是党对相关错误理论清理工作最终完成的标志。

  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契机,民族理论界的清理探索进一步深入全面。基本形成以下共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实质绝不能混同于阶级问题;但也绝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依然存在剥削和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4]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5]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新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的法律确认。该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事实的正确概括,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首个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个论断为观察和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基本状况提供了根本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完成,是我国各民族主体和民族关系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基本标志。此后,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成为真正掌握了自己民族发展、共同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主人的平等身份,实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在此基础上,各族劳动人民间的关系,真正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同时,这个论断用“基本上”这样的限定词承认和肯定了在现阶段的主流民族关系范围外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局限性在民族关系上的客观表现。其深刻根源主要在于:一是历史上剥削阶级影响和遗毒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二是国际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问题来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三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致使民族矛盾发展或激化成为敌我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要求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这些都是从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民族关系主流的正确把握。而近年来发生的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及多起打着民族宗教幌子的暴力恐怖案件,则明显应该属于民族关系上非主流的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某些学者把非主流的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当成主流的民族关系来看待,从而全面质疑和否定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提出民族政策“去政治化”的要求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等,都是在民族关系上不能正确把握主流和非主流的体现和反映,也充分说明了其在认识和把握民族关系上的弱视和短视。实质上,这也是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主流民族关系的非对抗性为主的特点和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的非主流民族关系的对抗性特点间区别和联系的体现。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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