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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

2017-06-19 10:39 来源:《东岳论丛》 
2017-06-19 10:39:16来源:《东岳论丛》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常文相

  内容提要:士商融合是明中叶以降士商关系走向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儒贾相通”的观念应之而生,其内涵既肯定了商业开展的社会效益,又为双方对流互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大体说来,明代商人能够根据个人、家庭的客观条件或现实需要,在业儒与服贾间适当取舍,并在儒贾兼济的社会实践中培养起兴家利族的人生信条。很多商人还遵循儒家理念行事,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正是基于这种儒家价值取向及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明代商人的角色职能才得以充分展现,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就此意义看,明代商人、商业同当时国家体制存在较大契合性,士与商的日益融合亦隐然显露出社会权力结构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倾向。

  关 键 词:明代商人 社会角色 士商融合 儒贾相通

  明代以来的士商关系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演进趋势,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大多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导致社会秩序结构与思想意识发生变动,传统抑商国策和贱商观念受到冲击,商人阶层实力壮大,地位提高,士商关系渐由疏隔走向密切,出现相混互融甚至官商一体的现象。也有学者着重从国家制度或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提出政府的政策调整及士商共同参与的奢侈性消费促进了士商渗透,模糊了彼此等级界限①。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均参照“现代”社会如何生成的话语模式,以西方现代社会情态为标准,延续了学界以往将明清时代视为“封建社会”末期并力图揭示其自我解体倾向或过程的思路方法。在此类研究中,明清商人被判定为体现先进商品经济含义的群体,他们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的异质因素,被赋予了促生新式生产关系和文化形态以引领社会进行体制变革的历史使命,因而其本质上与既有国家、社会体制构成了矛盾冲突。由这种预设出发,相关学者多注意探讨彼时商人能否突破旧有体制束缚,从而成长为具有独立阶级意识的社会力量。但中国并没有因商人地位的提升而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于是研究最后就归结到明清商人依附、巩固现行社会体制的角色转变方面。在此视域下,所谓士商合流的根本后果实乃消弭了商人的阶级自觉意识,阻碍了商业自由发展,明清商人只能跟随传统政治体制一并没落。还有不少学者着眼于明清商人尤其是徽商“贾而好儒”的行为特色,探析他们对儒家价值理念的融通转化。不过与前述观点立意相近,相关研究在承认商人好儒对于商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又几乎一致指出其无法步入近代的局限性。如唐力行先生强调,徽州商人“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并“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推到新的高度”,“汇入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历史洪流”,然其“先天便缺乏独立的品格”,“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②。叶显恩先生认为,“徽商在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落到实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贾道和营运型式”,但他们“始终以儒为体,以贾为用……走到传统商业的边缘而止步”,“根本的原因是浸透尊卑等级的家庭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③。近年来,赵轶峰先生以中国历史为研究主体,在正面考察其总体形态、演变特征基础上,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该说认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下展开的以“农商为本”的社会,帝制体系包容了农业生产、商品交换等在内的多元混合经济,不仅“与商品经济繁荣可以并行”,且随着商业化程度愈渐增强,在社会组织方面“最居优势地位的是士、商两个阶级”,“士与商的融合在日益发展中,这迟早会造就出某种‘绅商’治国的局面”④。由此视角看,不仅商人、商业是既有社会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要素并同帝制体制存在较高契合度,且当时士商、儒贾之间的基本关系亦非必然对立,士商融合过程本身体现的正是商人在帝制框架内与士绅阶层的并存交融。这其实引出了关于明清商人与传统社会到底呈现出何种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提出了分析商人角色地位及士商融合现象社会含义的新思路。本文从考察明中后期士商融合的现象切入,通过分析商人的职业选择、价值取向及社会参与程度,说明其自身角色同既有国家、社会体系的契合性,并尝试对士商融合所展现的社会含义作出讨论。

  一、士商融合的表现

  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于全社会普遍蔓延,不但商人、商业的经济功能得以较充分发挥,同时在社会关系领域,士商融合逐渐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嘉靖时人归有光为白庵程翁祝寿云:“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⑤按其理解,经商本为谋生,理所不废,而读书慕义则是在文化价值层面连接士商两个阶层的精神纽带,二者由此可达至混同融合。稍后汪道昆亦言:“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⑥可知,商人之家习儒,士人之家服贾,士商共存兼得的情形在其时徽州社会已不罕见,且彼此地位略有平分秋色之势。

  士商融合常常表现为商人追慕文雅及与士大夫交往渐密,所谓“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⑦。这方面例证甚多。成、弘时有商人袁鼒,“礼谒巨人名师,益广蓄古图书传记……俨以典雅自将,数过从四方贤豪士人,称述名言故实”⑧。同时人孙功权,“勤确务生,居积书绘文玩、今古珍器物,迁易为殖,故所交接多大夫士间……动辄以庄直为词,质质然如老宿”,暇时相与品裁人物,则“重重轻轻,有类儒史”⑨。又《尧峰文钞》内一篇墓志载:“自明万历以来,山中高赀者推许氏、翁氏两姓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结纳四方贤士大夫,非仅纤啬拥财自卫者也。故凡春秋佳日,远近篮舆画舫,争集其门,一时名卿士大夫……推翁、许为湖山主人。”⑩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后,商人向士人的趋近俨然成为士商关系格局演变的一个明显走势,且内中雅好文艺并以儒家礼义自律的商人尤受士大夫敬崇。

  与此同时,士人向商人的流动也在进行。从士大夫角度探求明代士商间双向交汇的研究为数亦多,其中余英时先生的分析较具代表性。他指出,当时形成“弃儒就贾”潮流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未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另外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许多士子也构成很大的诱惑。”(11)彼时“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12),从事商业已然成了不少士人安顿生计的常见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经商谋生而不能完成举业的士子中确也不乏“治货殖而不废学”(13)者。

  士商界限的模糊其实反映了明代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与开放性的持续增强,除去贵族、贱民两端外,士绅和庶民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级,他们的频繁对流预示着社会分层体系日益简单及逐步由不平等向比较平等的方向转化(14)。尽管万历末年姚旅称当时社会除士农工商外,尚有军兵、佛僧、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二十民(15),但该划法基本是对各色民众作出的一般性职业区分,并不真正体现社会的层级结构。从明代社会分层体系看,上述诸类人群大多可归为相对于士绅的庶民阶层。而在科举制度下,庶民能够通过个人和家族的努力取得士绅身份地位,同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也给读书人创造了更多从业机会以缓解科举入仕道路上的压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儒贾相通”的价值观念渐次占据主流,并为士商相混互融的发展态势提供了有力思想依据。

  关于明中叶以降的儒贾互动关系,嘉、万时人汪道昆曾谈到自己家乡情状,一族人众在商虽多,但儒贾并行不悖,颖秀卓异者自可由学入仕。他叙及方氏兄弟三人受母督教各尽其才之事:“方仲子用俊,以博士《易》倾其曹。伯兄用仁、季弟用仕皆籍胄子,两人者席故资,治盐筴,都广陵。仲居中而参……坐而应之,若合右契。”汪道昆对此不禁疑惑:“儒贾异业,不相为谋,儒者诎化居,贾者诎著述。”一番思索,他终于释然:“良贾直与时逐,良士宁讵违时……待时而动,易者时也。”(16)在他看来,尽管儒道与贾术表面差别悬殊,但在实际运用中两者俱暗含相机而动、顺时而发的意味,故《易经》之“易”与交易之“易”本可会通。同时人温纯赞扬一位“不二不欺”的良贾张居士时亦称:“翁贾也,而行则儒,余慨世之儒名而贾行者夥也。谓礼失宜求之野,即不得鱼盐中之胶鬲,得贾贩中之弦高、牧竖中之卜式而友之,幸甚!”他由此道出了儒贾相通的又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含义,即“以儒之实易贾之名可,以贾之实袭儒之名不可”,只有做到贾而儒行,才能真正进至“名与实相孚,儒与贾相通,天与人相因,家与国相延”的境界(17)。可见,儒贾相通的观念不但为商人的经营活动保留了合理的发展空间,而且也突出了以儒家义理行事的普遍社会期待。正是从这一价值规范出发,明代商人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才更得到彰显,士与商的融合亦渐能被士大夫所认可和接受。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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