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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之治:唐太宗的法制思想

2017-12-01 09:56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12-01 09:56:50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朱会良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大治”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贞观之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据《贞观政要·卷一》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米,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贞观之治”以它的大气、包容,展现出国富民强和文化灿烂的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贞观之治”中,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先进的顶层制度设计,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面目一新的社会风气,为其长期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石。

  确立治国理政理念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

  在风起云涌隋末农民起义中,唐太宗首先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在统治策略、方针、政策上,客观上作出某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和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改变,唐太宗曾感慨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因此,他切实的推进制度建设,建立稳定的治理体系,以确保治国理政的理念得以实现。特别使他警于目而惕于心的,是隋末“百姓凋残,疲于兵革,田亩荒废,饥馑荐臻”这个烂摊子,于是,他把“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首要信条,甚至“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他在和大臣们讨论如何“致治”的问题时,探讨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达到“安人宁国”。贞观二年,李世民对大臣王珪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累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在他看来,做人君,就必须正确了解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他把君王和老百姓的关系,比如船和水的关系:“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经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唐太宗不止一次地谈论“民贵君轻”的道理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要求“安人宁国”就是要“偃武修文”,改善政治,实行教化,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旨在缓和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

  其次,唐太宗认识到隋朝灭亡的最大原因是过度集权,形成唯权是视、唯我独尊的专制体制。权力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法律就可以被权力任意践踏,权力就成了为所欲为的怪兽。据《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唐太宗不耻下问,向张玄素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张玄素说:“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他直言隋朝的失败在于帝王高度集权,百官只唯上,不唯法,不唯实,不唯民,法律自然遭受破坏。唐太宗深以为然“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他认为要善于任用贤能一起治理国家,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割并成为制度性安排。

  一方面,唐朝承继了隋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其最初设立的目的就是分割相权,这一制度在唐太宗时期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和效率。在运作过程中,一是在体制内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让决策、审议和行政权各自独立。国家权力中枢机构最重要的是决策民主。在决策层面不是由某一个部门负责,而是由三个省共同进行。国家政策的制定,由负责行政的尚书省提出问题,中书省负责起草国家政令,而门下省则是负责审议诏令,经过审议形成的正式诏令则交由尚书省负责实施。这一过程通过民主的决策来保证政令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二是让权力分配均衡合理且在有效监督下运行。尚书、中书和门下三个省共同进行民主决策,三个环节构成有机的协作体系,合理的分散权力,同时又相互制衡,使三者达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政体》中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这指出了设置三省的制度用意。

  另一方面,实行了决策和行政分离的执行系统。权力的腐败是不公正的根源。权力的腐败包括个人施政的腐败和制度的腐败,而制度的腐败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因此,要保证制度上的公正,就是要让具体的利益关系同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相分离。其中最明显的则是体现在尚书省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的制定政令分工及“九卿”的具体落实执行职责上。

  唐太宗还引入了第三者的监督,在制度上设置“言官”,让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和意见。《贞观政要·求谏》中记载,贞观二年,为了求谏,他向大臣们保证:对于臣僚们的诤谏,绝不动怒问罪,将“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在他的中央机构内部分别在门下省设置谏议大夫四人,官品为正五品上。还设置左补阙二人、左拾遗二人,跟随皇帝出行,随时随事进谏。中书省也设置左补阙二人、左拾遗二人,监督政令的审议。特别是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一批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虞世南、长孙无忌等人,形成了一种经常向他提供建议和进行诤谏的“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风气。这对于帮助唐太宗治国理政、形成“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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