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何炳棣先生

2017-12-08 10:12 来源:文汇报 
2017-12-08 10:12:48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葛剑雄

  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2011年11月我去南加州大学参加会议,那天外出参观,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朋友谈及何炳棣先生,得知他的近况。自师母邵景洛去世后,何先生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悉心照料。何先生与已退休的儿子同住,但他个性极强,非但不会开口要人照顾,连学生、晚辈主动送去的食品用品也不一定接受。本想去看看何先生,得知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这样的生活状况,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2012年6月传来何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我还不知道他离世的详情,但相信他一定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刻告别人生的。

  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参考消息》的,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这位先生的大话谎话说过不少,所以我只当笑话听,也还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

  在我写硕士论文期间,从《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看到一篇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介绍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主要观点,感到很有说服力。但遍查上海的图书馆也未找到。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为我致函中科院图书馆的熟人,请他在北京寻访,也一无所获。1985年7月我一到哈佛大学,就迫不及待地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读这本书。

  尽管当时还来不及领会书中的内容和观点,但对长期封闭造成国内学术界的闭塞却已不胜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重新“发现”了清初户口统计数中用的是“丁”,而不是“口”,因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应该是“丁”数的好几倍。但不久就有人指出,早在三四十年前萧一山、孙毓棠等就已经有过正确的结论。接着,争论转入“丁”与“口”的比例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取得结果。可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步入歧途,因为清初以至明代大多数时期的“丁”与“口”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比例关系;而何炳棣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经作了很严密的论证。所以这场看似十分热烈的讨论,其实不过是重复二三十年前的认识过程的无效劳动。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问那些中国史研究生时,他们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涵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去美国前,我就打算去芝加哥大学向何先生当面求教,请先师预写了一封介绍信。先师与何先生并不相识,但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文革”期间,有三位著名的美籍华人的子女要求来中国留学,其中一位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James Lee)。由于这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得到他的特别批准,李中清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在此期间,先师奉命单独为李中清讲授中国历史。李中清很重视师生情谊,回美国后与先师仍有书信来往(当时都得交党委审阅),后成为何炳棣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国内召开纪念何炳松的学术会议时,曾请先师撰文并报告,而何炳松是何炳棣的族兄。

  那时我初出国门,不习惯打电话联系,只能先将先师的信寄给何先生,表示拜谒求教的愿望。哈佛燕京的津贴虽还充裕,但对于只借了200美元出国、又要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我来说,要专程从波士顿去芝加哥一次也不能随心所欲。次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我才借此机会在会后去见何先生。得知我有此计划,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介绍我住在他的学生、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艾恺(Guy Alito)家中。不过他警告我:“这老头脾气很大,你得小心被他骂。”

  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按照电话中的预约,我尽早到达,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如果来晚了,车会停得很远,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其他方面,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他告诉我,当年来美国留学,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写的也是《晋书·食货志》,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他表示,如果我有此打算,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虽有些意外,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我说已经41岁了,历史地理还刚入门,外语基础也不够,“如果我年轻10岁,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在写《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时,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也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查阅了相关论著。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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