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邦尼:新财政史研究的摆渡人

2017-12-26 10:03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7-12-26 10:03:46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熊芳芳

  提要:邦尼教授强调借鉴财政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财政赋税与国家形成的关系,与美国学者菲利浦·T·霍夫曼和凯瑟琳·诺伯格等一起开创了西方的“新财政史”研究,并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和摆渡者。在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财政史学者从传统政治制度史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和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更加侧重将财政赋税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探究其与政治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

  看到朋友发的消息时,无论如何都有点难以置信,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教授已于2017年8月4日故去。虽然素未谋面,但这位在字里行间结识的法国史学者,一直是我学习和研究近代早期法国史的重要领路人。

  一、英国法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邦尼教授1947年出生于伦敦,在中学时期,他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进入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1968年以优等生毕业,相继于1969年、1973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博士学位。1971-1984年执教于英国雷丁大学,1984年起受聘为莱斯特大学近代史教授,直至2006年退休,曾两度出任系主任一职。1986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英国“法国史研究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French History)得以成立,同时还创立了著名的研究会会刊《法国史》(French History)杂志。2011年为表彰他在法国史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法国政府授予他“学术棕榈骑士勋章”。

  邦尼教授的主要学术领域是近代早期法国史和欧洲财政史,晚期转向对宗教史的研究。对17世纪法国绝对君主制的研究贯穿其大部分学术生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称法国为“西欧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发祥地”。在近代早期法国史的研究中,绝对主义的起源、特征及其演变是学者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最早接触邦尼教授的著作是一本有关“绝对主义”(L'Absolutisme,1989)的小册子,由他1988年应邀在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所作的四次演讲发展而来,被纳入法国大学出版社最负盛名的丛书《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系列。这本小册子明晰扼要地介绍了“绝对主义”这一术语及其内涵的起源和演变、绝对主义的表征、绝对权力面临的挑战和限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想要了解这一问题的学生和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非常适宜的入门读物。

  二、绝对主义研究从传统到修正的摆渡者

  有关绝对主义的研究在邦尼早期的著述中有更为细致的探讨。如1978年出版的《黎塞留和马扎然时期法国的政治变迁(1624-1661年)》,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邦尼认为,黎塞留和马扎然任首相期间是法国绝对君主制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这一观点不过重弹了罗朗·穆尼埃等人的老调,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绝对权力的实践主体之一,即中央政府在省级的代理人——督办官的研究,为传统论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论据。为此他查阅了至少1500卷的国务会议档案和各类文书,详细地勾勒出督办官的出身、职业生涯、政治态度及其任命机制,并着重探讨其与省级财政官、高等法院、军队、省级总督和贵族、城镇、省三级会议的关系。邦尼认为,在黎塞留时期掌握地方实权的督办官并非政府刻意设计的产物,乃是为应对17世纪上半叶的国内叛乱和国际战争等情势因时制宜、应时而生,作为王室特派官,他被赋予省级行政、司法和财政的督管权,成为绝对权力向地方渗透的重要工具。邦尼指出,在旧有的财政体系因渎职腐败难以有效运转的情况下,督办官成为战时财政体系的重要支撑。他们定期巡视省区,镇压乡村中的抗税暴动,确保赋税的征收;通过监管市政选举和省三级会议,掌控城市特权阶层和省级精英,成为王国秩序强有力的维护者。

  此外,邦尼还通过对福隆德运动(1648-1653年)的研究,驳斥了美国历史学家劳伊德·穆特(Lloyd Moote)的观点。后者认为福隆德运动中高等法院的反抗对首相权威构成有力的钳制。邦尼对此表示怀疑。他将黎塞留至科尔伯的统治作为一个相对连续的阶段,福隆德运动只是其中的插曲。在他看来,巴黎高等法院在当时远不足以成为法兰西宪政的守卫者,相反,它反对重开三级会议,实际上消弭了一个可能限制首相和督办官权力的宪政机构。总体上,这一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穆尼埃等人所认为的权力至上、高效高能的绝对君主制的传统形象,成为绝对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邦尼的研究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他利用的主要是官方档案,关注权力上层,忽略了权力在地方层面的实践,尤其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不过也要承认,邦尼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权力渗透的相对性。他认为黎塞留和马扎然时期的政治改革是现实且明智的,在王室财源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不会轻易对各省的特权和惯例发起挑战,也就是说王权的扩张大部分情况下是以认可省级和地方特权为前提的。在随后出版的《国王的债务:法国的财政与政治(1589-1661年)》(1981)一书中,邦尼进一步探讨了王权的扩张与政治变革在财政上所受的限制。他认为,从亨利四世登基到路易十四亲政之时,为平息内乱或满足其外交雄心,君主的财政需求在不断攀升。虽然波旁君主建立起了一套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其需要的财政体系,但由于需求总是快于收入的增长,再加上体制的缺陷,国家仍面临经常性的财政危机或破产的威胁,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君主的行动能力。1995年出版的《旧制度法国绝对主义的限度》,收录了1976-1994年邦尼教授围绕17世纪法国政治与财政问题发表的系列论文。既关注17世纪绝对君主制在理论和制度层面的构建和发展,同时也强调其所面临的危机与权力可能达到的限度。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研究一方面为绝对主义的传统观点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对“绝对权力”在实践层面的质疑之声,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作绝对主义研究从传统到修正的摆渡者。

  三、西方的“新财政史”研究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除此之外,邦尼教授在推动法国和欧洲财政史研究上所作的贡献亦无出其右者。在政治史复兴浪潮的影响下,1987年欧洲科学基金会(ESF)发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计划“13-18世纪欧洲近代国家的起源”。该计划共设七大研究主题,从战争军事、经济财政、法律制度、精英权力、身份认同、政治理论与实践、政治宣传等不同层面探究欧洲近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邦尼教授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经济体系与国家财政”这一主题的负责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他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其研究团队率先推出一系列极富影响力的比较研究论文集,包括《经济体系与国家财政》、《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危机、革命与自促式增长:欧洲财政史论集(1130-1830年)》等。与此同时,为了给研究者提供便利,邦尼教授还主持“欧洲国家财政数据库”(European State Finance Database)的建设长达数十年。

  邦尼教授强调借鉴财政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财政赋税与国家形成的关系,与美国学者菲利浦·T·霍夫曼和凯瑟琳·诺伯格等一起开创了西方的“新财政史”研究,并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和摆渡者。在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财政史学者从传统政治制度史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和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更加侧重将财政赋税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探究其与政治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财政赋税不再仅仅被看作一种单纯的社会经济表征,它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动因。财政赋税体系的形成和嬗变既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和表现,反过来它对政治体制、国家形成、社会结构、经济变革甚至文化心态等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此外,受熊彼特“税收国家”概念的影响,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邦尼与W·M·奥姆罗德提出了新的财政史研究范式,即“邦尼-奥姆罗德模型”。该模型根据国家收入来源和征纳方式的不同,将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政体系归纳为四种主要的财政国家形态,即“贡赋国家”、“领地国家”、“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这一根据西欧的历史经验总结的研究范式,很快也被应用于对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比如在2012年出版的《财政国家的兴起:全球史(1500-1914年)》论文集中,研究者将财政国家的研究范式从新财政史家之前所限的欧洲范围拓展到欧亚大陆,从全球史的维度对欧洲不同地区,以及欧洲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财政制度和财政体系进行对比研究。

  在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老师和其团队的推动下,邦尼教授主编的文集近年来渐续译为中文引入国内。直至去世前,邦尼仍与编辑就书稿的问题反复沟通,友善、耐心而细致,让人感佩。谨以小文纪念这位英国法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西方新财政史的领航人。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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