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中的理性主义传统

2017-12-29 11:44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12-29 11:44:45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丁宇翔

  理性是人类所具有的依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力。民法典的编纂正是必须充分借助于此前关于民法的所有知识和法则,并积极进行有效的分析、甄别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典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理性被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最大化,取得了控制社会的优越地位。因此,民法典从她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被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

  一、民法典的编纂从理性法学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滋养

  一方面,从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看,它为民法典的编纂间接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德国学者维亚克尔把1600—1800年的两百年称为理性法时代,其实也是自然法思想融入到私法研究的时代。因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在私法领域,理性法与自然法为同义语。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旧有法哲学、社会哲学经由早期启蒙思想的熏陶而焕发新颜,并直接影响了欧洲大部分民族的法学、立法及司法。起先,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大力倡导演绎推理,即从作为推理前提的一般原理出发,确保具体结论必定为真的推理方式。其后,法国自然法学者让·多玛仿效笛卡尔的方法论,主张从法律第一原理演绎推论出全部的法律秩序。与此同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把新式的数学思想运用于形而上学,普芬道夫则把演绎与归纳、公理与观察、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连接起来提出他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客观世界是有一个有序的体系,内部蕴含着普遍规律,且能够为人类所认识。在这一认识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用演绎的方法进行体系构建,并将之运用于社会规则领域,这就构成大陆法系民法典编纂的方法论基础。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民法典中“总则”的设置。维亚克尔就此有言:“今天中欧各伟大法典之借助理性法,以建构普遍之法学体系的部分,也是受到普芬道夫的影响。如果没有他的准备工作,尤其不能想象一些新法典之‘总则’部分的存在。”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历史事件看,近代以来的欧陆各国民法典的编纂也都直接受益于理性主义法学传统。1780年,普鲁士内阁颁布命令,要求其立法委员会完全彻底地、毫不犹豫地贯彻自然法(理性法)。9年后,承载这一使命的《普鲁士普通邦法》陆续公布,并于1794年正式开始生效。在法国,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所确立的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原则来看,其默认的假设前提就是理性人。同时,《法国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本身也需要通过演绎思维去予以具体化才能发挥作用。而前文已经表明,借助演绎方法构建法律原则体系正是理性法传统上的精髓。在奥地利,1811年,由自然法学者蔡勒主持起草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被公布,并于1812年生效。在关于该法典的通告中,皇帝声称之所以要批准它“是考虑到,向市民提供一个完全安宁的生活环境,安全地享有他们的私权,民法不仅应当体现出普遍的正义原则……并以讲道理的方法使人牢牢记住”。官方通告中,“普遍的正义原则”“以讲道理的方法使人牢牢记住”的表述已经揭示出这部法典的理性主义的本质。在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者温德莎伊德更是把理性法学推向了极致,他主张运用精确的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去构筑民法典。而由于温德莎伊德本人是《德国民法典》第一起草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从而直接影响到《德国民法典》的制度安排。最终于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在语言表述上精深难懂,在体系结构上封闭自洽,被日本学者大木雅夫称为“由法律家创制、为法律家而创制的法典”,成为抽象的理性主义法学传统的范本。

  二、民法典借助形式理性获得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

  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分思想,在法典编纂中,形式理性体现为法律条文所提供的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即所谓“技术中立”,具有客观性;而实质理性则体现为立法者将社会公认的实体价值固化于法律规范之中,具有主观性。形式理性更注重法律条文本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为严密的逻辑推理提供规范基础,使人们通过对条文的逻辑分析预测行为的后果,提高了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充分体现了法律的技术性要求,目的是使法律符合逻辑;而实质理性则更注重法律条文反映立法者主观认定的道德规范,在法律条文中为立法者主观认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供认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伦理性要求,目的是使法律符合道德和常识。近代以来的民法典,几乎都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兼顾的成果。

  民法典是在立法上践行形式理性的最成功的实验。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主要体现在其结构、概括性条款和术语上。就民法典的结构而言,很多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性。比如,《德国民法典》采用“学说汇纂”的结构模式,即“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通过“提取公因式”数学技术的运用,将民法典中共同的、一般的内容放到总则编中规定,将各分编中共同的内容放到该编的首部,作为一般规定,从而使得整个法典及法典的每一部分在结构上都按照由一般到具体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进行编排,在具体运用时,可以纲举目张,方便适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结构模式在整体上确保了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即使具体的法律条文不断更新,但法典的整体结构相对固定,从而有利于其跨越时空进行广泛传播。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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