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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亦载道”:钱基博的兵学思想

2018-02-02 10:03 来源:文汇报 
2018-02-02 10:03:49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束赟

  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军事理论的研究。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中国兵书,也熟知西方现代军事著述,此外对国外诸多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也颇为关注。他提出,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作为军事理论家的钱基博

  晚清民国是中国军事思想极为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首先缘自近代战事的繁巨与国事的衰微。雷海宗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危急局面在历史上仅有汉末魏晋时的大破裂与之相似,但汉末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来自佛教,而近代的两种强力则均来自西方,并于一身进攻中国(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西方文化与军事的双重逼迫之下,引发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反弹,谈兵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环节,兵学研究也一扫有清一代的颓势,西方军事理论大量引入,传统兵学得到新的阐释,中西军事思想也有了较多的会通。在此种潮流中,有一位重要的、也是常被忽视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者——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潜庐自传》)。更重要的是,钱基博并不仅仅是独抱遗经、湛深古学的儒生,更是通经致用、志欲匡时的志士。钱氏年轻时也有过一段戎马生涯。1911年11月无锡光复,成立锡金军政分府,钱基博即参与其中。次年,应同乡顾忠琛之邀,出任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军佐(代理副官长),少校参谋。南北议和成功后,继任改编后的陆军第十六师中校参谋。1913年,十六师司令部取消,钱基博调任都督府参谋,8月授陆军少校,加中校衔。同年,二次革命失败,赵秉钧、冯国璋皆以秘书相招,钱基博认为,“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从此投身教育,再无任军队职务。

  这段军事经历使钱基博对兵学有了较多的感性与学理认识。1912年冬,感慨于当时军人之不学无术,钱基博翻译了日本参谋本部所颁发的“参谋须知”并加上了一些中国兵家理论,作《参谋论》,刊登于上海《民立报》。其中列举了参谋官平日所需研究内容,包括:战时诸勤务、军队平时及战时编制之法、战法兵书、战术战史,以及外国语、地理政志、列国大势等(《参谋论》,见《潜庐经世文编》)。钱基博亦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检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言兵事书》《李靖兵法》《纪效新书》《兵法百言》等中国兵书,也熟知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卓莱、杜黑等人的现代军事著述,此外还对《泰晤士报》《纽约论坛报》《东洋经济新报》《德国军事周刊》等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颇为关注。

  抗战开始之后,钱基博重拾兵学。1938年,南京沦陷,国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钱基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讲授《韩非子》《孙子》,志在“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1939年,应国民党抗日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军之请,钱基博赴南岳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1945年1月,钱基博赴湘中前线,讲《孙子兵法》两日,每次两小时,听者五百余人(见《孙子今说》)。钱基博一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又与浙大教授顾谷宜合作,顾由英文本迻译《战争论》,钱基博则“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另有《非武器之游击》《日人何以为战》《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此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八国战略类型》等一系列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此外,还有钱基博于1945至1947年所著约40万字的《欧洲兵学演变史论》以及仿照陈亮《酌古论》写成的《酌今论》两本兵学著作,今已散佚,甚是可惜(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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