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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刑事司法之仁德演化轨迹

2018-02-13 09:57 来源:检察日报 
2018-02-13 09:57:15来源:检察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编者按: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为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本报特开设“中华法韵新语”栏目,约请法学专家学者就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创新与发展撰文论述,敬请关注。

  哲学家贺麟先生将我国历史上的传统法治分为两种类型:申韩式法治与诸葛式法治。申韩式法治(“申”指申不害,“韩”是韩非子),其表现为:“厉行铁的纪律,坚强组织,急近功,贪速利,以人民为实现功利政策的工具;以法律为贯彻武力征服或强权统治的手段。以奖赏为引诱人图功的甘饵;以刑罚为压迫人就范的利器。”这种法治,不足以长治久安。后来的统治者汲取教训,转而寻求一种诸葛式法治。诸葛式法治,可以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中领略其特征:“严立法度,整饬纲纪,但又充满了儒者的仁德,与残酷不近人情的申韩式法治迥不相同。”

  从我国古代司法轨迹,可以清晰看到司法儒家化的转变。

  兵刑同源塑造中国司法的基本性格

  在我国,刑事诉讼来源于军事征讨,刑起源于兵乃为通说。治家之用鞭扑、治国之用刑罚、对敌国外患之用征伐,多多少少都带有刑罚的意味,故而古人云:“鞭扑无弛于家,刑罚无废于国,征伐无偃于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尔。”由此可见,由兵而渐引出刑,运用刑罚处罚罪犯(战争中敌对的一方成员也是一种罪犯)乃是司法最初的形态。

  在刑事司法史中,刑罚的威慑力量一直受到重视。有些刑罚,光听名词,就叫人毛骨悚然。人类历史中,死刑最早的形式都是异常残酷的。死刑的残酷性,一方面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刑罚的威慑力量,政府用刑罚的恐怖来警告他人不要仿效,以便巩固王权或者皇权,尽力维护权力秩序和社会安宁。

  公元前356年,卫国人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来到秦国,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将法家思想转化为秦国的制度并加以落实,使秦国因此富强,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家制度赏罚一准于法,讲求法律的平等适用,为法律树立了威信。但是,由于法家的刑罚制度过于严酷,其刻薄寡恩的精神实质引起官民的恐惧和怨恨。

  标志事件引发刑罚变革

  有时候,那些偶然因素,像小小的火柴,不经意间引燃了关系无数人命运的巨大变革。

  汉文帝时,缇萦上书一事,就像一根小小火柴,导致行之已久的肉刑得以废止。

  那是文帝四年的时候,有人向官府状告淳于意,淳于意被捕入狱。当地官吏审过之后,下令将淳于意押解到长安去接受肉刑。在5个女儿受到淳于意责骂后,他的小女儿缇萦决心随父西行到长安。到了长安,她向皇帝上书:“我的父亲作为官吏,当地人称赞其廉洁公正,现在触犯法律要受到刑罚处罚。我为死去的人不能够重新活过来、受刑的人不能够将割断的肢体接上而感到痛苦,即使受刑人想要改过自新,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我愿意入官府成为官婢,为父亲赎刑罪,使他有机会改过自新。”这封书信上达给文帝,文帝读了之后,为她的悲情所感动,这一年下令废除肉刑,我国刑罚制度因一位女子给皇帝上书而取得了很大进步。

  无疑,儒家的仁德思想,为刑罚制度的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上一些制度的变化,也依赖于圣明君主的理念和想法。唐太宗李世民即是一例,他对于刑罚的开明见解使唐朝的刑事司法有所宽解。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了一件奇事,为唐太宗的宽刑政策提供了鼓舞力量。当时,唐太宗亲自查核案件,见30多个死囚甚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一律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回到京城执行死刑。随后,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圣旨:将全国死囚都释放回家,来年回京城,一同问斩。第二年,被释放的390个死囚,在没有人带领和监督之下,竟然都按时返回长安接受死刑,无一人逃跑或隐匿。见此情景,唐太宗深受触动,下旨将这些死囚们全部赦免。

  这是古代刑罚和缓的著名例子。古时候强调德治,讲求的是刑措不用,也就是说,虽有刑罚但因没有人犯罪,导致刑罚得不到适用,古时候称这种状态为“刑措不用”。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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