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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题书名

2018-02-24 09:40 来源:文汇报 
2018-02-24 09:40:02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柴剑虹

  为纪念启功先生一百零五周岁诞辰,丁酉岁初,编集启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出图书题签的《启功先生题签集》工作启动,书局徐俊总经理嘱我协助,得以又一次温习先生那些蕴涵博大精深学养的墨宝,许多熟知的往事涌上心头。

  为出版物题写书名,启功先生按本意写作“题籖”,所钤印文亦然,现简写为“题签”。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图书题签,数量至钜,这同题写牌匾、机构名称等一样,是他书法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图书题签,按出版时间算,最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幅,该集1962年出版。70年代初,他奉命从北京师范大学借调到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校点工程。当时能暂离校园风暴,脱身于批斗“臭老九”漩涡的启功先生,在庆幸自己能比较安心地在书局这一方小天地里奉献学问之际,更把书局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家”,自然愿为“自家”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可惜当时书局也并非世外桃源,在发号施令的“造反派”眼里,这批有着“反动学术权威”等身份的人,是不准“乱说、乱动、乱写”的;尽管启功先生当时为书局一些员工书写过条幅(大多是毛主席诗词),而题签甚寥,1973、1974、1975三年共六幅,且当时所出为数不多的图书中需学者题签者也不多。“文革”后,先生回师大继续任教,他在书法界的声名鹊起,随着书局出版的图书日益增加,无论是作者或编辑请启功先生题签的要求也持续不断。先生则一如既往地热诚允诺,及时书写,在1977、1978年所出图书中各有两幅,而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则有十二幅,为书局的文史类出版物增添了光彩。

  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从新疆考回母校北师大中文系师从启功、郭预衡、邓魁英、聂石樵、韩兆琦等教授研读中国古代文学。1980年,作为撰写《岑参边塞诗研究》硕士论文的基础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呈给启功先生批阅。启先生看了以后,特意写信给书局傅璇琮先生,将其中的《“瀚海”辨》一文推荐给创刊不久的《学林漫录》,肯定我这篇文章有新意,适合在这个辑刊发表。1981年初,拙文便刊登在《学林漫录》第二集中———而该集的书名即是启功先生所题。这一年,书局图书有启先生题签十四幅,可谓数量空前。1981年秋季我毕业分配时,启功先生又推荐我到书局进入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个时期书局的文学编辑室,老中青三代编辑人才济济,出版古代文学典籍整理本与相关学术论著亦呈现一个小高潮,别的编辑室出版物也有较大增长,我因常回师大看望启功先生,即充当了频频请先生题签的“联络员”。据我统计,从1982年到1987年的六年中,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七十幅,占这个题签集所收总计一百七十五幅的40%,几乎每月一幅。自1987年夏秋之际我调到《文史知识》编辑部工作后,虽有时也依然会承担一些责编向启功先生求题书签的任务,但毕竟不像之前那么便捷了,加上其他原因,先生题签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1988至1999的十二年间,书局出版物中有先生题签的四十七幅,约平均每年四幅。2000年至去世前一年的2004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尤其是目疾严重,用毛笔书写已相当困难,但对书局的题签之请,则改用硬笔勉力而为,还书写了八幅。以上所述,只是题签数量上的统计,而启功先生的题签,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对此,本集所附启先生的大弟子来新夏教授的《启功老师题书签》一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中有生动的叙述。下面我再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些补充。

  与当下有些书家为图书题签开价取酬迥异,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始终不收分文。记得有一回书局领导想给启先生的题签开“润笔”,让我了解别的出版社相关标准并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听我报告后,十分严肃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为自家干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岂可获取报酬啊?”启先生不仅对书局出版物题签“有求必应”(程毅中先生语),还常常主动为设计图书封面的美编着想,在题签前仔细询问书的开本大小、封面配图、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等情况,以便于安排字体的繁简、大小与位置。那时书局设计封面基本上靠美编自己绘图,而先生则对书局几位美编的一些专业特长也有所了解,有时题签还会尽量因人而宜来书写。有一次,他觉得已印好的某本书封面还不尽如人意,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某人画风细弱,这本书的封面要让我来设计就好啦!”常常有的作者或编辑没有讲明白求签书内容的繁简、版式,先生就会主动提出繁、简、竖、横各题一幅,以备选用;有时,同样的书名他题写几幅之后,会眯起眼睛细看,考问我:“哪条好些啊?”若他觉得还不太满意,就马上做圈补调整,甚至揉掉重写。我每次看先生题签,不仅仅是能够欣赏到他秀美、隽永的书法艺术风格,还能从他严肃认真、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态度中获得教益。当然,启功先生不仅是对书局出版物书名的题写如此细心,对其他出版社的求签也同样如此,有时及时题、立等可取,有的约时待写也绝不拖延,外地的乃至自己费心封缄付邮。

  我到书局文学编辑室担任的第一本古籍整理书是《罗隐集》。1982年,我还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时,启先生就预先为该书写好了题签,整理者雍文华(与我同届的社科院研究生)听说后十分欣喜。1983年,室领导让我担任已故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的责编,启先生在书写题签时,专门给我讲述了50年代中他和王先生等学者一道编著《敦煌变文集》的一些往事,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重民先生过早弃世而叹息不已,嘱咐我一定要编好此书。书名题写后,美编王增寅几易设计稿,并预先印好样张让我呈启先生审定,该书于1984年4月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好评。之后,与我编辑工作关系密切的一些书,如《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元诗选》《敦煌文学作品选》《文学二十家传》《宋诗纵横》《晚清小说理论》等,也都是先生主动提出题签的。2001年,启功先生因眼睛黄斑病变和前列腺病等身体原因,用毛笔书写已经十分困难,但只要书局有题签需求,仍勉力用硬笔书写。2002年,北大荣新江、朱玉麒二位合著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由我担任责编,书名即请启先生用硬笔题写。在此之前,先生特意将他从日本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一函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我,指出此书资料珍贵,在东瀛已经印行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却难得阅读,很有必要译成中文出版,嘱我找人翻译。我遂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全书,并配了图版,列入汉学编辑室的“世界汉学论丛”,于2003年8月正式出版。是书印制前,启先生特地用硬笔在宣纸上题写书名,因书名较长,不便与该论丛的其他书配套,便将先生的题签单印制于扉页之中。还有,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费十年之功用中文撰著的《戴名世年谱》,是我退休前担任责编的最后一本书。我曾陪作者两次拜访启先生,先生很赞赏这位汉学家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还用硬笔为此书题写了书名(遗憾的是这次印制漏了此幅)。当时先生俯身低首执笔题签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丁酉岁杪,《启功先生题签集》正式印行。启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物的题签,是他书法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第二个家”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保护与传承这份遗产的必要举措,该书的出版,其意义非同一般,其影响定将深远。(柴剑虹)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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