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2018-04-13 10:44 来源:文汇报 
2018-04-13 10:44:5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爽

  所谓“旁证”,本是对法律术语的借用。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史学论文罕有以“推测”、“旁证”为题者。这种“假说式”的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猜想与反驳、试错与容错等研究手段相暗合,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影响了一代学人。

  史学研究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问,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语一直被当代学人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此言虽立意高远,文辞铿锵,但落实到具体研究当中却并不总是立竿见影。史学的根基在于史料,从史料向史证的转化要经过艰苦的智力投入和复杂的技术处理过程,“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对于学者自身的问题意识、逻辑思维、判断能力和叙事能力都是极大的考校。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受制于史料的先天不足,很多聚讼已久的问题在有限的史料条件下很难得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一些重要问题在最关键的环节每每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据,导致研究陷入僵局。具体到中古史的研究,史料稀缺,问题难证的特点就更为突出,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在史料匮乏的环境下,如何寻求变通之策,在直接史证阙如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对旁证进行有效利用,让旁证中的史实成为史论的重要证据支撑,是每一个中古史研究者需要正视的问题。

  所谓“旁证”,本是对法律术语的借用。《唐律疏议·断狱律》中有《疑罪》条:“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傍、旁相通,傍见之证,显然指的就是旁证。现代法学中的旁证,是指那些在可以直接或间接证明案情主要事实的“主要证据”之外的从旁印证案件情况的证据,故也称侧面证据。而史学研究中的旁证的使用,则是指学者在缺乏直接史实证据的前提下,通过征引与核心论点具有一定横向或纵向关联的史料,以排比分析和逻辑推导等手段弥补历史证据链中的缺环,以达成完整的历史阐释。

  中国考据之学源远流长,无论是经史注疏中的旁征博引,还是笔记条辨中的钩沉索隐,对旁证的引用俯拾即是,但这些征引和论断大多是零散和碎片化的,古代学人对于旁证的使用,主要基于经验与传统,并不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20世纪初现代史学方法引入中国之后,在中古史研究中率先引入旁证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先行者首推陈寅恪先生。1931年,他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解析了李唐太祖李虎的家世及其封号变迁,认为“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后来由于李虎得封赵郡公、徙封陇西公、乃至追封与赵郡地域有关的唐国公,名正言顺地鹊占鸠巢兴旺发达,其原因在于追随宇文泰入关,于是其家族血统得以与北人混杂,趁势挟国家政权力量改变社会习俗,压抑摧毁中原甲姓。1936年,他又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别有新解”地指出《桃花源记》不仅是寓意之文,同时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嬴秦。《桃花源记》记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

  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史学论文罕有以“推测”、“旁证”为题者,与作者著名的关中本位论、隋唐制度三源说、唐代胡族盛衰连环性等著名论断不同,这两个论题的共同特点是在作者所论述的关键点上均无直接的史料证据,所谓“此类揣测皆不易质证,姑从阙疑可也”。但作者通过广博而丰富的相关史料引述和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导,极大地弥补了史证中的缺环,使旁证的利用成为理论上的自觉,也就此开辟了中古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从另一方面讲,两篇文章虽以“推测”和“旁证”为名,论述方式却颇为强势,遣词行文多用断语,给人以毋庸质疑的感觉。《桃花源记旁证》刊布后,陆续有学者提出质疑,但陈寅恪对自己的推断深信不疑,曾在其后所作的补记中云:“此文成后十年,得详读居延汉简之文,复取《后汉书·西羌传》参证,坞壁之来源与西北之关系益了然矣。”而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之后,他又先后撰写了《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三篇文章,试图将推测进一步推导成铁案:“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但事实上,由于核心史料存在先天的缺环,相关的证据并不完整充分,因而未能完全达到作者的预期。《桃花源记旁证》曾受到学界的多方质疑,其中不乏唐长孺、劳榦等名家;而李唐氏族问题也每每受到学人攻难,部分推断或为新出墓志史料所否定,学界至今聚讼纷纭。尽管如此,两篇文章所展现的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学术方法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使中古史中一些棘手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解决途径,因而影响了一代学人。这种“假说式”的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猜想与反驳、试错与容错等研究手段相暗合,因而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唐长孺先生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直接继承了陈寅恪先生所提供的思维视角和论证方式,他通过引证《异苑》《云笈七籖》《太平御览》等典籍中新的史

  系无任何一句直接的史料关联,作者却通过丝丝入扣的分析,以大量翔实而准确的旁证建构起完整的史实证据链,充分展示了田余庆先生敏锐的洞察力、天才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表述力,文章如老吏断狱,令人拍案击节。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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