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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协调,一种历史观察新视野

2018-05-11 09:50 来源:新华日报 
2018-05-11 09:50:24来源:新华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章永乐

1927年,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但占领城市的计划受挫,红军不得不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当时,“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之声连绵不绝。然而毛泽东却不断地鼓舞他的同志们,革命具有光明的前途。他的目光穿过井冈山的密林,投向了全球秩序。

在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类似的理论逻辑,对革命队伍中的悲观乃至失败主义声音做出回应。他指出,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的理论分析中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秩序观察:那些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与扶植代理人的帝国主义势力,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正是“大国协调”的破裂,为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壮大,准备了基本条件。

“大国协调”,对应的英文表述是Concert of Powers。“concert”有“协调”的意思,但人们更为熟悉的涵义是“音乐会”。如果一群大国在一起,像一个乐队一样,你打鼓,我拉琴,他吹箫,协调一致,其乐融融,这世界可不就太平了吗?但毛泽东显然不会这么看,如果帝国主义列强协调一致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就很难发生改变。

北大出版社新出版的《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收入了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2016年访问北京大学发表的四场演讲、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者的圆桌讨论文字记录以及《上海书评》对其作的访谈,是目前为止汉语世界中将“大国协调”作为核心关键词的第一本理论论著。

“大国协调”的历史经验基础是19世纪的“欧洲协调”。所谓“欧洲协调”,其起源是各王朝国家合力打败拿破仑,于1814—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的局面。“五强共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加强欧洲贵族大家庭内部的团结,避免相互之间的战争,当法国大革命的苗头在任何一个国家冒头的时候,各国统治者将合力进行镇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人也感受到了“欧洲协调”的威力。但是,在这一百年之中,协调体系却在逐渐衰变。随着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欧洲协调”逐渐让位于列强之间的角逐与竞争,直到1914年彻底破裂。

一战之后的20世纪充满了动荡。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突飞猛进,因此也有人琢磨,21世纪的世界,是否也能够出现一个“大国协调”格局呢?

21世纪如果有大国协调,安德森推测,其基本原则有二,其一是防范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其二是实现全球市场的稳定。毋庸置疑,支撑这个“大国协调”的基本力量,是资本的力量,其基本原则是资本统治的原则。而最有可能加入这个“大国协调”的五个政治单位,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然而安德森对于一种基本资本原则的完美协调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

那么,中国在当下高举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旗帜,是在呼吁一种基于资本原则的完美协调吗?本书还没有来得及论及此问题,但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定位是 :它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期许的世界秩序,不是将一个原则强加给各国,而是尊重各国家各民族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这是一个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精神的方案。当然,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沟通与协调,但这与基于某个单一原则的“大国协调”,本质上并不相同。

《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对于19世纪以来“大国协调”的兴衰的论述,也为我们理解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在一战爆发之前,欧洲列强牢牢地统治着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但到一战结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苏俄对于新社会制度的探索,对列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19年的巴黎和会排斥苏俄,但也未能建立列强之间新的“大国协调”。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重建“大国协调”的失败,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却是一个突破帝国主义压迫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条件之下,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不仅深刻改造了中国的国内秩序,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能够参与新国际秩序的重塑。

毛泽东站在井冈山上预测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在相互提防、相互拆台的各路军阀的夹缝之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之后经过抗战与解放战争,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个过程,是中国“旧邦新造”的关键过程,浴火重生的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力与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展开鏖战,将后者逼回“三八线”。中国支持了世界上其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的斗争,推动了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建国,为今日中国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广泛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提示我们,思考“大国协调”的关键在于探究这种协调所基于的原则是什么。中国曾经是帝国主义列强“大国协调”的受害者,同时也因为这种协调的破裂,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机会。在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广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大国,但单极霸权秩序只是松动,并未消亡。在这一情境下,我们需要记得来路,并以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更为进步的选择,赢得更多国际朋友的支持。这,或许是《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能够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章永乐)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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