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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不为媚时语,众寻真知启世人”

2018-07-02 10:26 来源:北京日报 
2018-07-02 10:26:48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雅贤

  高放(1927年—2018年),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以勤勉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学术观点、丰富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理论界享有极高声誉。1993年以后,先后出版了9卷本《高放文集》,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苏联兴亡通鉴》等。改革开放以后,高放同志主编、合编、合译、合著、专著共50多部,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2018年5月30日傍晚,恩师高放教授病逝。纪念老师最好的方式是铭记老师的教诲,继承老师的遗志。老师的遗志是什么?老师临终前对我们说的“事业”又是什么?我认为是以下三点:

  爱国爱党的使命和责任

  老师的一生是爱国爱党的一生。正因为爱国爱党,早年老师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书时就投身学生民主运动,并在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正因为爱国爱党,老师在1948年越过国民党政府重重封锁线,投奔中共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并于1949年底正式加入中共。正因为爱国爱党,老师在1997年离休之后仍然笔耕不断,为党和国家继续培育人才。

  与常人所不同的是,老师的爱国爱党是以在学术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和超人胆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一书很能代表老师的爱国爱党之情。在书的序言中,老师将自己比作啼血的杜鹃,希望国家通过改革,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然而,老师拳拳的爱国心、悠悠的爱党情并非任何时候都能被常人所理解。1957年老师成了“白专”典型,“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对待,老师的爱国爱党之心始终没有动摇过。有一次,我好奇地问老师:“您曾经遭受过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您没有想过退党吗?”老师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我接着追问:“为什么?”老师很平静地说:“我相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文革’期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为什么跟自己说话?因为心里话当时不能对任何人讲,自己跟自己讲既不会连累别人,也不会因为委屈而走上绝路。”

  “高放学派”的学术品格

  “治学不为媚时语,众寻真知启世人”不仅是老师的学术格言,更是老师的学术品格。“不唯上、不唯书,凡是自认为不对的观点,不论什么人讲的,都不要去论证,去传播。要讲真话、实话、新话、深话,不要讲假话、空话、套话、浅话。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老师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秉承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老师的学术研究总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为解决现实问题找寻理论出路,进而才有不断的理论创新。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老师的两部代表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由老师牵头主编,从1990年的第一版到2014年的第六版,20多年来市场发行量超过100万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是老师的第八本文集,2007年初版,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定为优秀理论著作,2012年再版,2017年被翻译成英文和土耳其文在海外发行。如果没有基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真知灼见,怎么能够赢得世界读者的心?我读博期间,有一次老师应邀到外校作报告,我陪老师一同前往。在报告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人写纸条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你是右派,对此你有何看法?”老师看了纸条,笑了笑答:“长期以来,我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右派说我‘左’了,‘左’派说我‘右’了。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不‘左’不右,实事求是派。”全场响起了掌声。

  2007年赵曜教授在老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高放学派。”高放学派是什么派?我认为高放学派是实事求是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派。老师生前所尊崇的“治学不为媚时语”正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去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性。我想这就是老师临终前所指的“事业”。

  开拓国际共运史的新境界

  老师是我国科社与国际共运史领域公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看作是国际共运史的一面旗帜。在我看来,老师在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一是老师主编的、1986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上);二是2002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三是2013-2016年老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上连载12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的专栏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全景式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共运的史实。这本书不仅是我读博时的第一本必读书目,也应成为所有国际共运史专业学人的必读书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一书是最充分展现老师在国际共运史领域独树一帜、独具慧眼的专著,它介于正史和杂史之间,不是正统的国际共运史教材,但谈及的又都是国际共运史的大事要事。在这本书中,老师别具只眼,用客观冷静的历史眼光审视现实,总结的历史经验犀利、深刻,让人顿悟之后又能看到未来的希望,真可谓是一部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国际共运史经典之作。

  2013年,已是86岁高龄的老师欣然应约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撰写专栏。老师原来准备把170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归纳为20个专题,在有生之年逐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谁知病魔竟无情地夺去了老师的生命,老师终未能如愿,真是国际共运史学界的一大损失!这几天,我将老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连载的12篇文章与1986年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上)做了比较,在专题的内容设计、撰写顺序方面,两者都非常相似。看来,老师是想把当年未尽事宜完成。这次老师写了12篇文章,从篇名到内容可谓篇篇有新意,刊发后好评如潮。单是2014年7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就刊发了5篇文评。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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