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德裔思想家眼中的超验价值

2018-08-17 14:45 来源:文汇报 
2018-08-17 14:45:55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李强

  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赋予超验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以超验价值的形成与制度化作为其比较文明研究的基础。和雅斯贝斯一样,沃格林深受韦伯的影响。沃格林理论的出发点也与韦伯颇为相似。不过,韦伯所津津乐道的新教理性主义在沃格林看来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灵知主义。

  韦伯关于儒教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论无疑构成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韦伯的理论可能有诸多视角,其中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是将韦伯和受他影响的几位著名德裔思想家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这种比较或可对我们理解韦伯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有所启迪。

  强调“紧张状态”

  中文学界在讨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时,较多关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争论儒家文化是否也包含某种功能趋同的伦理。

  不过,为了全面理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特别是理解韦伯对传统中国文化所包含的经济伦理的分析,最好的方法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他在十多年后写作的《儒教与道教》以及《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阅读。按照韦伯自己的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集中讨论的是经由对世界的伦理态度所驱动的职业伦理问题,而《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则是从更广阔的角度比较不同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作为《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韦伯成熟时期的宗教社会学理念。韦伯首先以“社会学基础”为标题颇为全面地分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然后剖析了儒教与道教的基本伦理倾向。最后,他以比较方式专章分析“儒教与清教”。

  在这一章中,韦伯阐释了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如何处理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展示了不同宗教理性化程度的差异。他将之划分为三种类型:适应世界型,逃避世界型,以及克服世界型。

  按照韦伯的分析,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包含任何超验价值。“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做过伦理的预言。”“在儒教的伦理中,看不到存在于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之间、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之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报答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感。”正因为儒教“如此彻底地消除了此世与个人的超世规定之间所存在的悲观主义紧张性”,韦伯才断言儒教“将与此一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在这个意义上,儒教的宗旨是“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而不是按照某种超验价值去改造世界。

  与儒教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清教。按照韦伯的观点,基督教本身包含的超验价值在新教改革后得到强化。“禁欲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段。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看来,它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除。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征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除了。”惟其如此,“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伦理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清教与儒教的对比构成评价儒教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于儒教中不包含超验价值,缺乏超验价值与此世的紧张性,儒教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展示出独特的伦理取向。

  首先,根据韦伯的分析,儒教没有原罪的观念,儒教徒的人生目标是“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儒教徒 “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他们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之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恶根性的观念,凡能遵从诫命者——这是一般人能力所能及的——就能免于罪过”。其次,儒教缺少超验价值,对现世的态度是适应世界,“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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