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清尘第二届尘肺病治理经验国际研讨会

　　尘肺病治理需要多方参与共同解决

　　8月19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尘肺病治理经验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旨在通过对各国家或地区的尘肺病治理经验的学习，为我国这一议题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同时加强国际该领域间相关组织机构的联络与交流。在本次研讨会上，参会的专家学者们均表示：尘肺病的根本在于预防；尘肺病治理并非单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多方参与共同解决。

　　大爱清尘第二届尘肺病治理经验国际研讨会

　　大爱清尘邀请了香港肺积尘互助会、澳大利亚Asbestos Diseases Research Institute、德国 FairStone和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和代表，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首席专家李德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研究员冯文猛、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科主任毛翎、煤炭总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李宝平等尘肺病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交流。

　　此次会议，由飞利浦中国作为企业支持。从2016年起，飞利浦中国就持续将飞利浦的产品捐赠给最需要帮扶的尘肺病农民工，并支持了大爱清尘的尘肺家庭子女助学和尘肺农民医疗救治之中。这一次，他们又积极参与到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的研讨中。

　　尘肺病的根本在于预防

　　尘肺病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职业病，正困扰着全球不少国家。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尘肺病新增近3万人，尘肺病问题极为严峻。

　　在中国的尘肺病患者中，农民占到90%。大爱清尘创始人、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克勤在致辞中这样总结了中国尘肺病农民的四点现状：数量巨大、处境悲惨、维权艰难，救助尴尬。“尘肺病农民问题是中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他希望，借助这类研讨会，各组织间能交流探讨出一个解决尘肺病的好的方法，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天下无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首席专家李德鸿首先在致辞中提出了预防在尘肺病治理中的重要性。他表示，尘肺病是人为的，是完全可预防和控制的疾病，至今还不能解决，有两个问题需要检讨：一是专业工作者要把预防而不是治疗，放在尘肺病治理的第一位；二是国家政策需要做出相应改变和调整，要对劳动者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国际著名职业卫生专家、前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全球消除矽肺计划”制定专家Berenice甚至直言：“‘对疾病、残疾和死亡的预防’要远比改进‘计算病亡数量’的方法要重要的多。”

　　她因故不能参与此次研讨会，因此给大爱清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提到，国际劳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矽肺病全球计划”在20多年前就已经制定，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就人力资源开发而言，仍没有充分防范粉尘的行动。她表示，目前很多项目都忽略了最重要的行动:即通过一级预防避免与矽肺病致病因素的接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也表示，尘肺不是病，是人为的伤害。“企业、雇主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手段为建筑工、珠宝雕刻工、采矿工人提供劳动保护，不再让尘肺病发生。”

　　作为大爱清尘《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年和2015年的总撰稿人，卢晖临参与了大爱清尘关于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三次调查。在研讨会上，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调研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尘肺病农民的典型画像：新发病例多、接尘工龄短、防护不到位、群体性强、索赔困难。

　　尘肺病问题的解决需要政、企、工三方共同努力

　　尘肺病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和劳工等多方共同努力促进的问题。

　　在研讨会的沙龙讨论环节，参会嘉宾共同讨论了全球尘肺病治理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难题、政府在尘肺病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社会组织在尘肺病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其中，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高级项目主管李青宜认为，尘肺病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劳工三方共同努力。她强调了政府和企业在这之中的作用。

　　在政府方面，一是要立法和制定政策，通过完善一系列的法规法律和政策，让职工获得长久的保护；二是政府制定劳动监查体制，保障法律实施；三是要帮助企业、职工遵守相关法律；四是政府要统计并向社会公开尘肺病数据报告；五是政府要履行对企业等主体的问责机制。

　　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承担保障职工安全健康的主体责任，在职业健康监护方面发挥自身作用，为劳工提供劳动保护产品等。

　　香港的经验或许是这政府参与尘肺病治理的一个较好的例证。来自香港肺积尘互助会的代表廖德恩与尘肺患者梁北华，介绍了香港对尘肺病人的法律保障。廖德恩说，香港目前有457,502名在册建造业工人，在册尘肺病人1543人。

　　据了解，《香港法例》第282章《雇员补偿条例》中，将“肺尘埃沉着病”列为51 种“例须赔偿的职业病”中为其中之一。另一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则规定，针对产生高粉尘的、或价值壹佰万元及以上的建造工程和石矿场进行0.15%的征款，用以设立一个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该基金除了进行与资助预防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的教育、宣传、研究及进行康复计划外，还会给患者发放各项补偿，如疼痛补偿、丧失工作能力每月补偿、判伤日期前丧失工作能力的补偿、护理及照顾方面的补偿、医治费用补偿等等，为尘肺病患者提供了充足保障。

　　德国公平石材代表陈燕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欧洲的可持续采购和公共采购，以及政府、企业和公共组织在解决尘肺病问题上良性互动的经验。她表示，欧洲的公共组织在市场采购当中的规模巨大，通过公共组织在公共采购中选择可持续性的产品，就可以刺激可持续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有石材进口商撑腰，给出口商及工厂试压”，公平石材能通过公共采购订单向石材供应方提出相应标准，要求他们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等，来维护劳工权益。公平石材则通过控制性访问、外部审核、公平石材讲习班和公平石材标识等方式来完成工作。“然而，单纯的利益驱动可能不会持久，政府的政策支持就非常重要。”陈燕说，在欧洲，有些国家会有要求进口商采用可持续产品的法律，才让更多进口商有动力做这件事。

　　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天下无尘”

　　尘肺病问题形势严峻，需要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解决。

　　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科主任毛翎则是从一名专业医生的角度谈到尘肺病的治理难点：“我身处尘肺病防治的下游，预防做得好，就会造福于人，对病人来说，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专业的医生，我们应该告诉病人什么是尘肺病，应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她说，这些工作要受到政府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以后，职业病发病率上升，但很多人没有得到合理的医疗保障和赔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煤炭总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李宝平认为，我国的尘肺病预防也有非常完善的三级预防体系。其中一级预防中的“降尘防尘”做的并不好，这与一些企业的利益冲突有关。二级预防中，我们国家近年职业健康体检相对较严，但早期的职业健康体检率偏低，因此不能早点发现疾病。三级预防就涉及到治疗，他列举了几个尘肺患者的案例，来说明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在尘肺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研讨会上，澳大利亚石棉疾病研究所代表郑婉仪则介绍了与粉尘相关的疾病。该研究所代表袁蔓莉则分享了小颗粒的鉴定、测量和控制方法。她表示，这些控制方法包括从工作场所消除有害物质、用危害较小的物质代替、将雇员与使用该物质的地方隔离、工程方法如局部设立排气通风系统和提供手套、安全眼镜和呼吸器等个人防护设备等。

　　作为专门救助尘肺病农民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七年来在推动国家政策性救助、制度性遏制尘肺病问题方面持续努力。从2014年开始，大爱清尘连续四年出版《中国尘肺病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前夕，邀请尘肺病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尘肺病农民代表，在北京举行关于农民尘肺病问题研讨会，梳理尘肺问题、理清政策难点，提出解决意见；持续动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交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的提案，为尘肺病农民问题建言献策。

　　目前，大爱清尘已经与山东省、江西省萍乡市、贵州省湄潭县等9个地方政府在当地联合开展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行动。（宫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