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秦超　整理）8月25日下午，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以“新政治家的登场——从特朗普谈起”为题，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美国的两党政治始终维持着两个不同政党、两个不同政治派别互相讨论、互相斗争、互相平衡的态势，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鲜有超越性的力量存在。”段德敏认为，特朗普明确标榜反体制、反精英，对两党政治的游戏表现出了某种超越性，即以对抗体制的形象出现，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们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因此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权力与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中寻找线索。

　　段德敏引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指出特朗普与体制和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代表。尽管，很难说特朗普真正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但这一假设仍然十分强有力。在“沉默的大多数”话语中，两党的对话和争辩都成了精英们的阴谋，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主体，他们的声音是才是唯一正确的声音，也是真正应该被听到、却因种种原因被掩盖了的声音。因为特朗普完全来自体制外，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同时，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使他可以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转变不仅消解了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而且为单纯的政治选择赋予了额外的道德色彩：一边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恶的精英，另一边则是美国传统精神和文明的承载者。

　　“回顾西方政治史，可以发现，真正的政治强人都源于民众的支持，而非武力征服。而从根本上说，政治强人是现代社会的现象。”段德敏以此阐释特朗普“强人”形象的社会背景。一方面，今日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剧。当人们发现相互之间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起码的共识时，他们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

　　段德敏进而提醒，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对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来说，象征着一种新的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新出路。表面上看，这很有道理，所谓不破不立，既然体制已经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甚至成为问题本身，那么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并无不可。但从制度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新的长期有效的制度解决路径。

　　段德敏强调，如果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对内显示出美国社会“向‘传统精神和价值观’的回归”，对外则伴随着对敌人与朋友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到美国与中国、欧洲的经贸往来，特朗普政府都试图对之加以重新审视，该退出的退出，该重新谈判的重新谈判。特朗普需要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自身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对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关注；但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最后，段德敏重申，大众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感到困惑、不解，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美国”本身赋予了太多先入之见，包括对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全球化时代给人们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既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会无差别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因此在解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时，既要从美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入手，也应该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构”作用。特朗普的“强人”政治有美国社会内部变化的缘由，这一强人政治的出现也在悄无声息地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本身产生影响。

　　在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强人政治与美国相比有什么区别？”

　　段德敏认为，特朗普政权很难说是一个强人政治。特朗普的“强人政治”是仅就美国体制而言，因为美国整个体制就是为了避免强人政治。特朗普现象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回应，存在着冲破传统体制的可能性。各国有其自身的历史，俄罗斯始终存在非常强大的、具体个人的政治家权威，并且俄罗斯社会对这一权威也存在着很高的认同度。但是，一旦美国出现普金式人物，一定会发生长时段的变化，随之影响整个社会中的观念、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此外，读者与主讲嘉宾还就其他议题进行了深入互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