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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忙偷生:日本的新阶级社会

2018-08-31 13:42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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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沙青青

  在电影《小偷家族》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稳定收入便是奶奶的养老金。桥本健二在新著《新日本阶级社会》中,认为贫富悬殊直接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 “低收入阶层”,其中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正式社员或公务员,只能靠打零工或从事人力派遣服务过活,成为名副其实的 “穷忙族”。

  2018年5月19日,新一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颁给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第二天日本国内各大媒体均以不同形式予以报道,如《读卖新闻》就将《小偷家族》获奖视为“优秀日本电影获得世界认可的明证”。而《朝日新闻》的评论则关注到了是枝裕和所想表达的深意,即 “市井小民的声音在这个社会中是如何被淹没的”。在看似繁华、有序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一群如片中“柴田一家”这样苟且偷生着的人们。面对这群人,是枝裕和既不想批评指责,也不愿在电影中贩卖同情,而是选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同时,用他自己的镜头将这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来。

  6月初,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林芳正公开表示要表彰 “为国争光”的是枝裕和,但这个提议却马上遭到了拒绝。载誉归国后的是枝裕和在自己的博客上,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公权力保持距离的理念。金棕榈大奖得主的这个表态在日本舆论界尤其是网上舆论场中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支持者自然不少,反对者却也很多。不少日本网民批评是枝裕和一边拿文部省的“助成金”拍电影,另一边却故作清高。也有人认为《小偷家族》的故事原型虽来自一桩数年前轰动日本的养老金欺诈案件,但片中一家人的境遇尤其是两个小孩的遭遇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杜撰。在社会管理和福利救济制度完善的日本,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他们顺着此逻辑指责是枝裕和完全是为了获奖,而不惜通过渲染日本目前的社会问题乃至贬损日本形象来引起关注。

  在日本,出现这类批评和指责其实并不奇怪。毕竟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腾飞后,“一亿总中流”(即一亿人中产)就成了日本社会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写《日本第一》时就津津乐道于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微小的稳定状态。即便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后的20年,这种观念在日本依旧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一种情绪型的“社会共识”。安倍第二次执政时喊出的政策口号 “一亿总活跃社会”,明显就是在借用“一亿总中流”的概念与历史记忆。2016年1月在回山口老家扫墓时,他还在父亲、前外交大臣安倍晋太郎墓前宣誓 “要确立‘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与之相对,是枝裕和对这个“共识”明显并不认同,在接受采访时曾坦率地表示:“过去五年,在日本阶级分化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对那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人群,我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发声的机会。”

  那么,如今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2018年6月《小偷家族》在日上映期间,东京都内发生了一桩5岁女童遭亲生母亲和继父虐待至死的案件。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在日本已发生多次。2017年平安夜,在大阪府箕面市就曾发生另一件骇人听闻的虐童致死的案件,死去的男孩年仅4岁。案发后,警方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了死亡男童的母亲、其男友以及另一名共同居住的友人,涉案的这三人均无业。对照这些现实中发生的惨案,《小偷家族》片中祥太、友里两个小孩在各自原生家庭中可能遭遇的不幸便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事实上,单亲家庭贫困导致的贫困儿童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尽管日本总人口每年都在逐步萎缩,但单亲家庭户数却从1992年30万猛增至2016年71.2万。日本大多数单亲母亲的年收入都达不到国民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日本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6%,远远高于普通育儿家庭,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也是最高的。而整体的儿童贫困率从1985年的10.9%上升到了2015年的16.3%。诸如“贫困儿童一日一餐,只能吃学校午餐”、“寒暑假结束后返校时,孩子骨瘦如柴”之类的新闻在媒体上越来越多,以至于日本国会在2015年通过了《儿童贫困对策法》。日本政府还特别成立了 “儿童未来支援基金”,号召各大企业有钱出钱投入儿童扶贫事业,至于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还很难说。

  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当时已达15.3%。所谓“相对贫困”是指人均年收入少于国民年收入中间值的一半。当时执政的小泉内阁正热心于推行以邮政民营化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小泉纯一郎本人也将之视为他本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因此,当年日本政府坚持认为经合组织报告中显示的 “相对贫困率”并不能代表日本贫富差距的真实状况。不过,以原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同志社大学教授橘木俊诏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却赞成经合组织报告中对日本贫困现象的描述。橘木认为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而他自己研究中所估算的贫困率约在14%至15%之间,与经合组织之前的结论大致相符。

  根据2015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新一期报告,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又进一步上升到了16.1%,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0.7倍,比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猛增8倍。根据2012年厚生劳动省近年的统计,日本国民年收入中间值为122万日元。换言之,低于其一半即122万日元者均为相对贫困群体。面对这一系列尴尬的数据,安倍首相在2016年1月国会接受质询时,依旧秉持此前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表示 “根本没有所谓 ‘贫穷日本’这一说。从世界的标准来看,日本还是相当富裕的国家”。早稻田大学社会学教授桥本健二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是日本社会急需直面的严重问题,片刻的犹豫都是不应该的。在2018年刚出版的新书《新日本阶级社会》中,桥本健二认为贫富悬殊直接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其中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各大企业的正式社员又或是公务员,只能靠打零工或者从事人力派遣服务过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穷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安倍的说法确实也有道理,况且日本的基尼系数确实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根据厚生劳动省2016年《国民所得再分配调查》中的数据,2002年日本基尼系数为0.3812,时至2014年下降至0.3759。如此说来,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进一步扩大,反而是进一步缩小了?

  不过,若细看厚生劳动省的这份报告,或许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最终基尼系数数值是减去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措施后的结果。如果单看收入情况,日

  本收入层面的基尼系数已从2002年的0.4983升至2014年0.5704。此外,再分配调节后的得益者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与大部分青壮年阶层无关。

  在《小偷家族》的故事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稳定收入便是奶奶的养老金。片中,无论是“夫妻”阿治、信代,还是“妹妹”亚纪都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打零工又或是从事“风俗业”来赚取微薄收入,以至于不惜靠偷窃度日。在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者就可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一员。根据片中柴田一家的生活状态,全家的年收入是否有200万日元都值得怀疑。而在全日本,这类贫困者的数量之庞大或许出乎不少外国人的意料,也远比很多日本人想象的要多。参照最新的调查统计,日本目前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者高达1069万人之多,而1999年时仅有804万人。

  另根据2017年的统计,日本全国人均年收入为422万日元,较之泡沫经济破灭之初1993年的452万日元下降明显。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较之10年前掉了近10%,而认为自己是“低收入阶层”的人数却增加了13.3%。日本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将这类滑入 “低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称为“下流社会”。自三浦展后,“下流社会”以及衍生而来的 “下流老人”等等都成了日本社会的新热词。而所谓“低欲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基于不安定社会现状的一种自觉。

  泡沫经济破灭之初,不少人都认为日本经济总量当时仍是世界第二,而且拥有极高的全民储蓄率。这些都能帮助日本社会对抗经济不景气、老龄化等问题。漫长的不景气和金融危机却让日本国内的人寿保险公司成了最大“受害者”。首先,这些人寿保险公司往往持有大量低息国债。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剧烈波动,在日本“官商协调”的传统影响下,大型人寿保险公司也会应政府的要求去救市接盘,结果直接导致保险公司的不良债权累计高达数兆日元。1997年,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以2520亿日元的亏损宣告破产,成为二战后第一家倒闭的保险银行。三年后,日本保险业排名第11位的千代田人寿保险、第12位的协荣人寿保险相继宣告破产,亏损总额高达7.4兆日元。进入新世纪后,相当多日本老人的保险、存款都随之化为泡影,以至于成为所谓“下流老人”。顺便一提,2010年后日本的零储蓄家庭占比已高达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仅为5%。

  截至2016年,领取社会福利金救助的老人已多达1100万人。这意味着每三位老人,就有一位是所谓“下流老人”。在东京都,这些老人可以领取政府提供的 “生活补助费”和“住宅补助费”每月合计约13万日元。面对严峻的现实,厚生劳动省不得不承认:受养老金不足的影响,高龄者家庭被迫申请救助金的数量将会持续增加。《下流老人》的作者藤田孝典本人就是一位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因此也目睹过相当多令人唏嘘的故事。在他看来,“原本贵为社长这类高地位者,晚年却沦为流浪汉的例子非常多。”不幸早逝的动画导演今敏,其 2003年的电影《东京教父》的主角就是三位浪迹东京街头的流浪者。在他看来,“这些流浪汉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比起来,的确都失去了人生应有的光采。他们的不幸之处并非因为身份是流浪汉,而是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光芒。”比起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们,《小偷家族》里“柴田一家”唯一的不同之处或许就是有奶奶的老房子可供大家栖身。而在《东京教父》的故事里,三位身为流浪汉的主角如同《小偷家族》的“柴田一家”,也组成了一个被主流社会放逐的 “临时家庭”。在今敏看来,当代的日本算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却产生了大量的流浪汉。他们虽不至于饿死,却只能在街头游荡。

  2018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份有关流浪汉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流浪者的数量同比下降了10.1%,“充分说明各地自治体社会支援措施取得显著效果”,似乎也在暗示如今日本社会的福利救济制度依旧能正常运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统计并不包括无固定住所者,只统计那些“定居”在公园、河边的流浪汉,包括“网吧难民”在内的居无定所者并不在统计之列。这类人如同“柴田一家”一样,依旧是游离在日本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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