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辜正坤

　　编者按：本文作者从1995年，在北大开设“中西文化比较”通选课开始，直到2016年退休，这一话题已经连续讲授了21年。2018年12月8日上午，作者应中央民族大学之邀在庆祝成立“民族文化与翻译研究中心”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就西方为何缺乏汉学、宗教等等问题作了专题演讲，虽然是老话题重说，仍然有颇大的反响，深感这类学术话题还有进行普及的必要。所以，本文对此问题的回答，略事修订，书面发表，就正于方家。

　　西方汉学，俗称海外汉学，在西方非常有名。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以“汉学”为名的研讨会、会议此起彼伏地召开，以“汉学”命名的著述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西方汉学越来越发达、简直轰轰烈烈。但我却忍不住要泼点凉水，说西方实际上很缺乏“汉学”，或者说并没有真正的“汉学”。这肯定会令人困惑。

　　要解答这个问题，须首先提到一个学术研究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则，即我们用什么语言交流，就必须遵循该语言本身的学术性语义规范。例如，当我们用中文来讨论问题、表达含义的时候，我们要严格遵循中文本身的表义规范。中文本身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语汇，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要首先尊重它们，不宜随意抛弃它们原有的固定含义和表意规范而随意附加新义。

　　比如“西方汉学”中的“汉学”是什么意思？这就得先看看中文里原来有没有“汉学”这个用语和相应的概念。

　　实际上，要了解“汉学”的本义，就得追溯到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鲁共王想把自己的王宫扩大一点，连带地将孔子的旧宅搞坏了，结果发现孔宅是夹墙，墙内藏有古代文献资料，包括《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儒家文献。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将这些文献捐献了出来。此外，刘向、刘歆父子也获得类似的古文献。这些古文献资料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都是用小篆书写的。但孔安国时代的流行文字是隶书，而不是篆书。篆书是秦汉以前通行的文字，因此这部分经文应该属于古文经，相对言之，西汉以来流行的经文是用隶书抄写，因此称为今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文字并不完全一样，围绕如何辨字、如何释义等问题产生了学术争论。宗古文经的学派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尊崇今文经的学派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

　　由于古文经是在汉朝发现的，又与汉朝的今文经有矛盾，二者的学术争议与探讨所构成的学问往往都被后人统称为汉学。今文经学派的形成与儒学大师董仲舒相关。董治《公羊》学，以“大一统”和“君权神授”为中心，贯穿仁义学说与礼乐和合思想，创始了西汉今文经学。以汉武帝为代表的西汉统治阶级尊崇今文经学。但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唐代则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宋代形成了思辨学派，完成了经学向宋学体系的转化。程朱理学（程颢、程颐）和陆王（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则是宋学的两大流派。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论争。其实，他们的学说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以三纲五常为基础，把儒家经学哲学化。它们之间的分歧一般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之后是元明经学。明朝统治者规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到了明代中叶，王阳明（王守仁）继续陆九渊之学，集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大成，完成了陆王心学的完整体系。明代末年，顾炎武创浙西学派，复兴汉学、批判陆王心学；黄宗羲则创浙东学派，提倡读经治史，把史学与经学相结合，对程朱理学进行激烈的批判。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兴起等原因，更多的学者出于安全考虑而卷入到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紧密联系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这些相对没有多大政治风险的领域中来，这间接导致汉学复兴的复古运动。这是一种新汉学。新汉学主要依据古文经传。其中，乾嘉学派（清乾隆、嘉庆年间注重考据的经学派系）的成就特别突出。新汉学又被看成是一种朴学。主要是因其治学谨严、学风质朴。它推崇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学风，以复兴汉代经学为口号，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故曰“汉学”。

　　综上所述，可知在传统中国早已存在的“汉学”用语和观念包括下面几点关键的东西：（1）与汉朝直接相关；（2）与儒家经典文献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理解与阐释紧密相关；（3）与研究方法，如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研究紧密相关。

　　弄清楚了“汉学”的渊源和本义，我们再来看当今社会流行的海外汉学、西方汉学是什么意思。

　　现今流行的所谓“汉学”，其实是Sinology的误译。Sinology的词根Sino意为“中国”。Sinology指有关中国的一切文化学术的学问，可以译作“中国学”。西方有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风俗……的学者，但它们并非是只侧重于从汉朝发起的古文经和今文经争议而进行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研究。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西方“汉学家”连“汉学”的本义都不太了解。但是，西方的确存在广义的中国学。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西方有中国学，却很少有汉学。汉学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西方却没有专门的历史。西方对中国的关切虽然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但最初主要是对中国一般性文化、风俗的介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

　　当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问：早在元代，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就撰写了《马可·波罗旅行纪》。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也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这些难道不是汉学吗？

　　其实，这些东西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介绍中国政治、经济、伦理、风土人情等等的学问，属于一般性中国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除了这类有关中国的介绍性研究，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研究过中国，他们使用的材料大多是传教士翻译的资料。这些资料的译文漏洞很多，但也让他们能够模模糊糊地了解中国。清末民初，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相继发现，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为中国学（Sinology）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最先确立中国学研究的是法国。1902年12月4日，有法国学者主持的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在越南召开。为什么会在越南？因为越南邻近中国，而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参与大会者103人。正式代表37人，分别代表法国、奥地利、德国、日本、挪威和中国的学者。法国一位名叫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Chavannes）的学者表现特别突出。他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敦煌学中享有盛名的法国大师伯希和与马伯乐都是他的门生。伯希和推崇沙畹为“集大成的中国学研究祖师”（le premier sinologue complet）。

　　但是，这类报道中的sinologue（中国学家），却被误译误解作“汉学家”，于是就有了“开创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之类的报道。

　　继之而起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法国中国学家，借用中国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历史与埃及、印度等进行对比，将中国放到世界史的序列中进行考察。视野更加宏阔。但是，现在海内外巨量的中文资料在介绍以上的西方中国学家时，全都把他们错误地称为汉学家。其实这些学者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汉学家。简而言之，西方的中国学是比较发达的，但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令人不安的是，现在“汉学”这个词流行全国、风行海内外，而真正的汉学却没有多少中外学者知道。假“汉学”喧宾夺主地完全取代了真汉学的地位，造成一种虚假的学术称谓，这是不对的，应该拨乱反正，加以纠正。虽然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多次批评过这种学术误用，但往往只局限在北大开设的“中西文化比较”这门课程中讲到这个问题，没有推广到一般学术界和社会领域，只有极少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误用没有得到及时更正，并且愈演愈烈。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汉学”这个用语与汉朝直接相关，与儒家经典文献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理解与阐释紧密相关，而现在滥用的“汉学”术语通常没有这个意思，它除了实际上指一般的中国学研究外，还容易使一些普通读者将之误解为“汉族的学术研究”。这种误解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民族沙文主义。因为我们有五十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拥有相应的学问，“汉学”容易误导人将学问成果全都包揽在汉民族这个称谓之下。

　　综上所述，中国学术界应该广泛使用“中国学”这个术语来代替“汉学”这个术语。汉学这个术语则应该严格归属原来的相对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滥用，以至产生喧宾夺主、歧义丛生的学术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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