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王雍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把发展教育纳入国家战略的优先议程，除了承诺强力保障和增加财政投入外，还特别强调“切实把宝贵的资金用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托起明天的希望”。以此观照，建议对当前学前教育的模型进行深度反思和深刻转型。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和教育财政投入的严重失衡，使学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误入歧途，由此带来的长远负面后果也十分令人担忧。当务之急，莫过于正本清源地回归学前教育的公益本质，在此基础上，将产业型的学前教育转换为财政托底的公益主导型教育。

公益本质之一：底色教育

学前教育的认知偏差集中反映在极具吸引力和迷惑性的口号上，这就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把学前教育推向产业化的重要原因。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从学前教育的第一项公益本质即底色教育谈起。

每个人的生命周期都要依次面对三个世界：童年世界、成年世界和老年世界。《三字经》开宗明义地点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可以延伸解读为：若童年世界中的底色根基没有打好，便无力对抗伴随成年世界而来的复杂与诡异。

什么是底色？底色就是每个人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基本面颜色：光明还是阴暗？底色感知正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得以被塑造成型的基础。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底色感知，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底色感知因而至关紧要。与成年世界不同，童年世界中的个体生命对底色的初感和初验最为真切，可逆性最强，而且一旦烙刻于心灵中就很难改变。底色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将“社会是光明的”烙刻于心灵深处，以使个体生命在早期阶段即获得清纯亮丽的人生底色，且邪恶与阴暗之光无法折射其上。

公益本质之二：道德教育

底色教育是基本的，但并不充分。人性和社会都非常复杂，善恶、是非、对错以及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非公正杂陈其中，交织出一幅既斑斓又异样的图景。

与底色教育的目的不同，道德教育旨在培育道德鉴别能力，尤其是辨识善恶的能力。社会文明的发展不仅依赖科技进步，更依赖道德的进化。美好社会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标准：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种稀缺资源，另一方面能以较少冲突、较多合作的方式将社会组织和运转起来。中国梦也依赖这两个标准的达成。前一个关注物质生活的富足，后一个关注美德与正义感。“从娃娃抓起”无疑是最优选择，因为童年世界的可逆性最强，也因为成年世界的此类作为很少有效，更不用说老年世界。

道德教育与底色教育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一般地讲，个人对私利的关注总是多于对公益的关注。如果国家和社会没有担负起引导和担当公益教化的责任，滑向无法正常运转的私利主导型社会的风险很高。扭转局面的最优方法，莫过于把学前教育从产业型教育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将其打造为“以底色教育和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公益主导型教育。

底色教育与道德教育纳入国家战略

扭转现状依赖中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用公共财政托起公益主导型学前教育，同时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纳入时下被热推的绩效评价运动。一并需要的还有改革考核体制，将公益性作为考核学校、教师和家长绩效的主要标准。

多年来，国家、地方和社会在教育方面投入巨资，反映中国重视教育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反思：把巨资投向何处才会真正有效？

答案取决于对学前教育属性的准确定位，也就是如何看待其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现在的认知偏差集中反映在过于高看私人收益率，忽视甚至漠视更为根本的社会收益率，其深远的负面影响则很少被关注。

毫无疑问，学前教育兼具私人收益率，但社会收益率（公益）才是其根本属性。相对于社会收益率而言，学前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低得多。在这里，私人收益率集中体现为“未来赚钱能力”。说到底，专长型“早惠”模型瞄准就是这个狭隘目标，但却没有任何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和依据。与学前教育相比，培育“未来赚钱能力”的最佳场所并非学前教育，而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更一般地讲，与其他所有类型的教育相比，学前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都要高得多。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让公共财政托起公益主导型学前教育”的强大理由。如果说私人资金投入私人收益属性是合理的，那么，对教育的财政支出无疑应瞄准社会收益率目标，学前教育的产业化模式亦应尽快终结。

在此方向下，两项关键性的政府作为宜尽快展开：把教育财政支出的重心转向学前教育，中央政府组织实施两套全国性、标准化的系列教程，这就是《底色教育》和《道德教育》教程，其旨趣应与其他教育区别开来。其他配套措施亦应跟进，尤其是绩效评价与考核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