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现代性必然伴随着“发展悖论”：一面是进步繁荣以及对更大整体性目标的追求；一面是各种矛盾、风险以及认同危机的持续显现。当中国超越初级现代化、进入改革开放攻坚克难阶段，何以化解认同危机、凝聚社会共识，进而实现持续进步和繁荣便成为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构建“同心圆”，推动社会进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所遭遇的问题和情境，同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颇有相似之处。

　　对于美国进步运动，一个典型的故事是：由媒体发起“扒粪运动”，即媒体通过曝光统治联盟的罪恶，整合“民众零散的不满”，唤醒和搅动舆论，提振民主和改革精神，为美国历史设置了关键议程。在媒体批判、舆论监督和底层抗争的压力下，“改革的敌人”：垄断的财团、腐败的官员被迫让步，着手弥补现代化漏洞和社会转型危机，努力解决垄断、腐败、贫困、假药、食品安全等问题。学者则对此保持了极高警惕，因为这种单一主体论调和斗争二元论窄化了历史想象和重述视野，同时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堕入了简单归因、线性解释的辉格史观。而以公共管理和传播学的融合视角观之，进步运动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多元主体基于有效协商达成多元共识，即构建起“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但是，多元共识的悖论又在于，现代性开启多元主义时代，多元价值非但不可通约，甚至彼此冲突，更无理由把某种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但若无必要的一致性，过度多元主义又将造成社会疏离和分裂，乃至滑向虚无主义。整个社会呈现出巨大的悖论：若重返一元共识论，稍不节制便会滑向专制或极权；而放任多元主义，又会消解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协同。

　　因此正确认识多元共识，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就在于：坚持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与此适配的核心价值体系，正视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批判性地提出真问题、元问题，培育公共讨论与多元共识的充要条件，为公共讨论提供充分的事实基础和足够的公共讨论空间，不悖公共性而持续反哺之；打造多元共识形成机制，并将之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起“同心圆”、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助推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应性监管”搭建起多元共识和“同心圆”的国家治理机制

　　近年来，以“行政约谈”为前置手段的“回应性监管”，已经成为互联网治理常用的方式之一，也成为了政府回应社会诉求和及时采取行动的有效举措。从理论上看，“回应性监管”应当依循“执法金字塔”自下而上的逻辑次序拾级而上；从实践上看，如果行政约谈能够实现规制合规目的，则可避免后续正式处罚后果，否则执法惩戒手段将逐级递增趋向严苛。

　　在此过程中，“回应性监管”建立起了“政府和政府之外组织间的合作”，通过保证各个监督主体应有地位，提高各个监管主体的能力，形成社会共治的监管格局，建立起了以治理组织网络为基础的对话平台。“回应性监管”成功对外传递了合规边界的信息，并通过逐级递增的惩戒手段搭建起了边界清晰、持久的法定化框架，为建构多元共识形成机制提供了制度化解决路径，推动多元共识的广泛生成。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监管的回应性，并突出了“事前”的预防性监管和“事中”及时性、有效性处置，这不仅有利于有效防范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也有利于及时化解和处理各种衍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形成动态共识、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生动实践。

　　诚然，规制空间“碎片化”、执法资源欠缺以及执法责任的平台化趋势等诸多本土因素的叠加，使得“回应性规制”工具在互联网监管实践中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是基于当下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技术创新的条件，通过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管理念，以互联网新技术的充分运用为基础，进一步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等，不断创新和完善各种回应性机制、丰富各种回应性策略和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的“最大变量”，必将成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增量”。

　　（光明网记者秦超，综编自光明网和《中国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