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北师范大学中俄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科研副院长 郭小丽
6月份,中俄两国元首创纪录地在一个月内分别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会。这不仅说明两国领导人具有深厚的个人友谊,更因为2019年既是中俄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携手并肩迈入新时代的元年。
第一,中俄已成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典范。中俄在文明起源及文化特性上存在差异。从文化发生学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产生于本土,属于原生型文化;俄罗斯文化在接受基督教(后改称东正教)为国教后开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起初属于西方的卫星文明。由于古代俄罗斯处在东(伊斯兰文明)西(基督教文明)南(拜占庭文化)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四种文明之间,在与多种文明的对话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西方结合部文明。
面对外来文化时,中国文化显现出超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中国的本位文化往往以雍容消纳的气度把外来文化转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即使遭到异族武力征服,也能保持文化的统一和绵延不断;俄罗斯文化则具有某种离散性,它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摇荡于东西方之间:罗斯受洗、鞑靼桎梏、彼得大帝改革等一系列大事件,使得俄罗斯历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它吸纳了东西方多种文化元素,发展成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此外,中俄文化思维方式不同,俄罗斯倾向于二元对撞,择善而固执,中国强调一分为三,亦此亦彼;民族性格不同,俄罗斯孔武有力,擅长以少胜多,中国稳健务实,外圆内方;价值观念不同,俄罗斯人追求精神的纯粹性,中国人更关注现实生活。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中俄两国属于不同文明体系,但两国却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恰是因为两国尊重差异,交流互鉴,才做到平等、协商和尊重。
第二,尽管中俄文明的起源和内涵不尽相同,但在尊重其他文明以及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认知上,一直存在共同的诉求。6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上指出,要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无论是19世纪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是20-21世纪之交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暗含着文明优越感以及对失去优越感的隐忧。相比之下,中俄对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和了解,要多于西方和美国对中俄的认知。这不仅因为中俄很早就有向西方学习的社会传统,如18世纪的彼得西化改革和19世纪的洋务运动,还有在与西方遭遇后的理论思考,两国的思想家思考着同样的问题:面对西方,自己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经历了各种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之后,中俄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世界作用和使命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并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中俄学术界在解释一些现象时所使用的理论和学术工具,依然主要是来自西方。“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并不能解释中俄的当代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与西方理论框架不同的、适用于中俄文明历史条件的思想范畴体系,也是中俄长期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三,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交锋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以及世界从一元到“多元现代性”的转变,需要中俄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智慧。作为当今最大、最有影响力、也最独立自主的两个古老文明,中国与俄罗斯对当今国际关系构建的思考,具有相近的立场,且都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基。在谈到国际关系时,习近平主席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说明不同文明能以“和而不同”的方式相处。各种文明在千差万别中协调发展,以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差异,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独有偶,在俄罗斯思想史中也有类似的核心概念,如“聚合性”强调多样性的统一,“合”而不同“等”。尽管“和而不同”与“合而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但两者同时强调,每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全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明只有在全人类共同体的庞大建构中相互尊重、沟通、协商、合作,才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总之,中俄可以从文明和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和资源,共同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和行为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