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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产品的长城该如何经济计算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9-08-27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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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邓新华

  尽管不知道修长城要花多少钱,但从经济理论说,贸易,是双方得利,而修长城防御,则是交易费用,是净损失。以己方的净损失来增加对方的成本,肯定不如双方均得利。如果有得选择,就应该选择贸易。

  万里长城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文化遗迹,是宝贵的遗产。今天的长城内外都是中国领土,历史上的不少民族也早已融合。但是,在古代,长城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一道屏障。从历史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中原王朝修建长城,是不是一个合算的经济决策,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由于长城是非卖品,是公共产品,没有办法进行价格核算,所以,没有数据能表明修长城是否合算。说修长城是否合算,只能从理论上推演。

  一种文化心理的观点认为,长城代表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农耕民族没有用积极方式去应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所以,修长城是不合算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历史上,每当草原发生灾荒的时候,游牧民族由于生存压力而南下劫掠,而游牧民族不善于攻城。并且长城有利于防守方的兵员调动、集结,这都使得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升高,从而降低了劫掠的收益,所以,长城有效地抑制了游牧民族的劫掠动机,修长城是合算的。

  这种分析貌似很经济学,但是也没有数据来证明。

  对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反驳,就是,战争是贸易的替代。长城完全可以不修,只要加强和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那么,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得好,有积蓄,遇到灾荒时,也有更多的自救办法,也就可以减少战争。

  当然,这一观点也没有数据证明。

  但尽管没有数据证明“贸易停止的地方,就是战争开始的地方”,却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以明朝的“倭寇”之乱来说,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当时的“倭寇”中,主体其实是汪直、徐海等徽商,夹杂一些日本武士。每当明朝开放海外贸易,“倭寇”就衰落,加强海禁,“倭寇”就再度兴起。

  二战后,欧洲搞经济一体化,目的之一,就是用贸易消除战争的隐患。今天,尽管欧盟本身在经济上不算成功,但欧洲国家之间紧密的贸易外来,让它们的确不必再用战争来解决争端。

  这是因为,当双方贸易往来紧密,战争的后果是双方都承受不起的后果。

  就长城而言,历史表明,长城只有阻碍规模较小的劫掠战争的功能;如果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大战,如满清与明朝的战争,长城其实是没多大作用的。而对那些劫掠战争,是完全可以用贸易来替代战争的。

  如果古代的农耕政权愿意更多地用贸易来维系和游牧民族的关系,那么,游牧民族发动战争就要蒙受巨大的贸易损失,这同样可以降低战争的收益,抑制游牧民族的战争动机。

  尽管不知道修长城要花多少钱,但从经济理论说,贸易,是双方得利,而修长城防御,则是交易费用,是净损失。以己方的净损失来增加对方的成本,肯定不如双方均得利。如果有得选择,就应该选择贸易。

  另外,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古代北方边疆地区的运输费用非常昂贵。

  例如,明朝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曾说,运输到河套地区,值银154万两的军需(94万两的米豆,60万两的草,每人运米豆6斗,草四束,应用470万人),需要花费运输成本825万两。

  即便修了长城,农耕王朝仍然要布置重兵,花费惊人的运输成本把资源运到边疆去防守。

  相比于民间的商人,官僚体系运输成本尤其高昂。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明代曾创立“开中法”。“开中法”让盐商把军粮运输到边关,用军粮换取“盐引”,再凭“盐引”到内地购买官府专营的食盐。“开中法”主要是为了利用商人的高效率。

  从另一个角度看,劫掠者的运输成本会比官僚体系更高。因为劫掠者的组织化程度还不如农耕王朝。如果劫掠者长期劫掠的话,资源就会远离边疆地区,劫掠者自己也会被运输成本压垮。所以,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不如以贸易吸引商人们高效地把资源运到边疆。

  可惜的是,古代政客大多数对贸易的功能没有清醒的认知。

  例如,明中期,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多次遣使要求开放朝贡贸易,但被明朝拒绝。俺答汗多次兴兵,要求开放“马市”贸易。嘉靖皇帝让群臣讨论。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上《请罢马市疏》,提出了10条不可贸易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说:“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这样的理由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务实的迂腐之论。(邓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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