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国际秩序需要智慧和创造性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国际关系与秩序的转变”专题研讨会

　　光明网讯（记者李贝）9月28日，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国际关系与秩序的转变”专题研讨会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的10余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讨论会开幕式由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景全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致开幕辞。活动分为“国际关系与秩序转变的历史观察”“当今国际关系与秩序转变的分析与思考”“国际关系与秩序转变中的中国”三个议程，分别由张蕴岭、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毕颖达、《东亚评论》执行副主编徐海娜主持。

　　战后国际秩序开始衰落

　　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苏联等战胜国的主导下，为避免战争，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通过协商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指出，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三是各国通过互动形成的各类合作伙伴关系。

　　在贾庆国看来，战后国际秩序毫无疑问正在衰落。一是作为这个秩序的领导者和主要维护者之一，美国开始放弃部分领导责任，甚至开始挑战现存的国际机制。“美国不仅没有发挥引领作用，还鼓吹美国第一，搞单边主义，大打贸易战，退群，甚至是威胁退出WTO世贸组织。”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三是国际合作在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时，无法建立有效机制。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吴白乙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冷战以后，整个力量格局一直处于东升西降的趋势之中。美国、欧洲在世界经济的占比不断下降，而新兴国家不断上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大局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方越来越没有能力、没有意愿来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从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高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的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秩序中的“退群”动作不断。吴白乙认为，美国无疑正在抛弃自己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

　　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随着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

　　作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两大国家，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将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中美关系引发与会者热烈讨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认为，中美是两个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民族构成和人口数量，地缘和周边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经历经验等等。这些差异对两国的观念和心态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在交往中都会情不自禁地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经验去判断对方。

　　从双方交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况，必须记住两国的国情不同，双方都需要加深对对方的了解，以避免和减少误判，制订符合实际的政策。章百家认为，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当中美出现矛盾时，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首先是要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防止陷于对抗；其次是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留有转圜的余地。他强调，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晓认为，认为当今“中国崛起”的本质是参与“美元体制”前提下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中国必须冷静、理性与客观地认知自己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应当主动地、单独地挑战美元/国的核心利益。

　　“一带一路”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多边体系的瓦解，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从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不断做出积极努力。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无疑是中国推进国际秩序建设的有益尝试和典型案例。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指出，“一带一路”是非常有前途的。目前，“一带一路”已经对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安全秩序、发展模式开始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

　　黄仁伟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沿线地区，“一带一路”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的布局。他建议，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公共产品的供应，包括投融资平台、维和机制、人道救援机制以及公共安全机制等，这些公共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如果把这些秩序、机制、规则、平台、公共品都建起来，“一带一路”就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实验场，它的意义可能要超出“一带一路”本身，对世界秩序的未来将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以及对于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遇。黄仁伟强调，“一带一路”不要求快求大，而是要稳，要提高成功率。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及山东大学张景全、张丽娟分别围绕“国际秩序转变与大国关系重新确立——对冷战时期三次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观察”“中国人认识战后国际秩序的观念变迁”“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与中国”等主题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