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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启示”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2019-10-31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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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讯(记者 万霁萱)10月27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京举行理论务虚会,专题研讨“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启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南京大学教授童星,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荣誉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桂世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26位专家学者以“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启示”为主题进行专题发言,其他与会者参与讨论。郑功成主持上午的理论务虚会,何文炯、林义分别主持下午的理论务虚会。

“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启示”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

  会议现场

  华建敏指出,回顾和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社会保障发展进程,必定对未来发展有深刻启示。他强调,第一,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的历史经验与国际经验,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好地造福于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作为学术团体,要重视历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并创造新的历史。第二,要理清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时期的30年社会保障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保障之间历史与逻辑的联系与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姓的生活极其困苦。在百废待举、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中国建立了一套与经济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进一步实现了改革、变迁与完善。中国社会保障70年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其根本在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提供了五点启示:一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即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进程加速;二是把改革、发展、稳定看作是所有大政方针的“铁三角”,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要放在“铁三角”中进行定位,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必须相提并论;三是政策要稳定,但是也要不断进行微调来适应新的情况,与时俱进;四是要思考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最大区别,必须以公平正义、互助共济为核心理念;五是立足中国本土,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但不可邯郸学步。

  郑功成在题为“新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的启示”的发言中指出,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是两个高潮和中间不断探索的连续性进程。第一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短短几年内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是进入本世纪特别是近10年来,全面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够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使这一制度迅速成为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在这两个建设与发展高潮之间,事实上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进程,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中。二是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三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关键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之路。四是未来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对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准确定性与科学定位;正视现实挑战,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现行制度安排;增强人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

  周弘在题为“百年变局中的国外社会保障及对中国的启示”的发言中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地区、行业、人群之间收入保障不公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全球现象。她强调,目前的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和劳动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二是人口结构变化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没有以前那么高;三是仍有一些不适应产业变化的政府作为。对此,她提出了几点体会: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进程,根本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一定始终坚持避免利益之争;二是人民利益的根本点不仅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是在一个挑战与竞争激化的时代提高人的素质及创造力;三是要团结共识,促进社会保障理念的发展。

  何文炯在题为“新中国70年:国民社会保障权益的进步与展望”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在现代社会中是一项国民的基本权益,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老百姓的风险保障和福利水平得到全面提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紧密关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是国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种安排通过对老百姓基本风险的保障来降低国家和社会的风险,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历史阶段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得到确定。比较典型的是,城市通过建立劳工保险制度使得“生老病死有依靠”,农村除了生产经营的互助合作之外,还形成了风险保障的互助合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步探索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制度转型与权益扩展,实现了由部分人的权益向国民权益的扩展,覆盖范围与保障项目不断扩大。尽管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项目设置、保障待遇、保障政策上仍存在差异,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律、加强制度整合、建立有效的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王延中在题为“中国社会保障发展与现代善治建设”的发言中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要充分肯定70年的辉煌成就,70年的两个阶段应是连续的,连续性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包容性发展。二是要直面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要警惕债务型社会保障的发展,考虑社会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三是要理性地发展健康的社会保障,即善治型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治理要走向善治型,在管理、机制等方面要和善治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善治型社会保障目标应该是实现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逐步趋于公平,使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增强,促进社会保障走向善治。

  童星在题为“新中国70年扶贫的成就与未来展望”的发言中指出,根据致贫因素的不同类型可以将中国的反贫困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消灭剥削,铲除制度性贫困。无论是农村土地改革还是城市消灭失业,均是为了解决剥削制度造成的贫困问题。第二阶段,启动发展,破解普遍性贫困。在当时贫富差距较小的背景下,解决生产力基础问题带来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第三阶段,开发扶贫,消灭区域性贫困。最早的十八个连片贫困区已减少为当前的“三区三州”,交通的改善、市场化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对解决区域性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阶段,精准脱贫,解决个别性贫困。个别性贫困与“三区三州”区域性贫困问题将截止于2020年。第五阶段,完善政策,反新型贫困。新型贫困主要产生于市场风险、城镇化、人工智能以及消费社会。

  桂世勋在题为“参与探索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启示”的发言中,结合自身参与探索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经历,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学术界的探索和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欢迎学术界对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社会保障提出建设性意见。二是学者对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应该尽可能在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前提出。三是重视人民网及其他重要媒体的作用。四是中央的决策部门在社会保障顶层设计方案上不仅要重视在大的问题上尽量统一,在比较细致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之处也要敢于统筹协调。

  陆士桢在题为“新中国70年儿童福利的改革与展望”的发言中,分别从新中国建设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三个阶段阐述70年我国儿童福利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巨大。她强调,实现中国梦,儿童福利建设还任重道远。她提出了几点关于新时代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思考:一是普及、坚持儿童福利的基本理念。儿童处于弱势地位,应列入社会福利保障的优先群体。坚持儿童为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坚持普及性与救助性统一的原则。二是突出中国特色。三是把重点工作纳入相关部门工作日程。

  林义在题为“新中国70年社会保障制度演化的理论思考”的发言中指出,新中国70年社会保障制度演化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体现出自发性、渐进性和诱致性;三是呈现出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特征;四是呈现出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性制度;五是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保制度的演化。他强调,环境变化使得社会保障面临多维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探索经济、服务、精神慰藉相结合的综合性保障。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服务领域、服务方式包括技术手段都需要创新,特别是要继续探讨基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的社保制度的创新。

  景天魁在题为“总结历史经验,为21世纪贡献中国的社会保障方案”的发言中指出,20世纪是社会保障的欧洲时代,21世纪需要大家创造社会保障的中国时代。具体而言,20世纪的欧洲为世界贡献了福利国家制度,欧洲方案在发达国家实施得较为顺利,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的难度很大。与此同时,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国情复杂的情况下,仍能建立起覆盖13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的发展经验很可能比欧洲方案更具推广性。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外国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他指出,三位外国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富人的眼光居高临下地看待贫困,且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应当有丰富的减贫经验。因此,中国的学者需要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在2003-2012年快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经验,可以用辉煌来形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不仅仅表现在覆盖人口的数量上,在基本理论上也突破了发达国家的信条,探索了适合世界上低收入人群、多元化取向、多样化过程的社会保障新道路。

  王杰秀在题为“新中国70年民政相关民生事业的发展与未来展望”的发言中指出,民政工作与社会保障或民生保障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救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救助等。二是儿童福利与残疾人福利,在儿童福利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始终是补缺型的,主要对象是孤残儿童与弃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残疾人福利方面主要是两项补贴制度。三是养老服务与老年人福利,主要是老年人三项补贴:高领津贴、困难老年人的生活补贴、失能护理津贴。他强调,未来应该实现几个转变:一是从以政策保障为主向依法保障为主转变;二是从聚焦重点向全民覆盖转变;三是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转变;四是从以现金给付为主向综合保障转变;五是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丁建定在以“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为主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划分为五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我们应该深刻的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第二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民生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第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民生问题。第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民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第五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与理念可以概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精准脱贫、要迈入新时代,因此民生很重要。

  金维刚在题为“中国社保改革的特点与经验”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早期的改革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对社会保障发展的规律缺乏充分认识,对国际经验以及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层次背景了解不够。尽管如此,新中国70年社会保障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公认。从社会保障发展的历程来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转向改革后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的模式转变,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制度设计上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通常都是试点先行、由点到面、自下而上,基本上是从实践中逐步构建制度体系,导致制度设计存在地方色彩与不同模式。从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来看,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迅速扩大了覆盖范围,但却忽视了制度运行的质量。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方面,存在着单位责任过大、个人责任过小的特点。在待遇确定和调整方面,不断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保持筹资和待遇平衡关系的内在要求。在管理体制方面,目前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仍然没有理顺,且保持部门分割、制度分割、地区分割的局面。在社会保障的法治进程方面,由于部门之间缺乏共识,导致立法相对滞后。

  席恒在题为“中国社会保险70年:与共和国共成长”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通过梳理中国社会保险大事,他提出中国社会保险事件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在于与共和国共成长。其中,发展阶段的契合在于经济兴则社保兴;发展内容的契合在于从部分人群到全体国民;发展项目的契合在于从单一项目到综合保障;发展水平的契合在于从低水平保障到保障水平渐次提高。他强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趋势是约束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其中,目标约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条件约束包括了制约条件与支持条件。

  邓微在题为“共享与公平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心”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共享与公平源自于党的宗旨。改革开放,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探索是伟大的,但要感谢在改革开放中间做出巨大牺牲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她强调,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让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市场经济加快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工具,但是其共享性与公平性仍然不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并没有理顺;二是社会建设对群体的不公平。她建议,一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完善的步伐,理顺体制;二是加大制度实施的监督;三是自上而下加快提高政策实施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政策水平,加速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共享与公平性。

  丁纯在题为“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与成就”的发言中指出,国际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特点包括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完型、经济改革增长和社保构建完善相互成就、中国特色体制创新、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他强调,要抓住经济增长红利机遇期,坚持政府主导、普惠导向、各方参与、中国特色,汲取经验教训、基于人性、完善可持续制度建设,适应全球化、数字化、老龄化等挑战。

  林闽钢在题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障”的发言中指出,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提出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他提出,要思考如何评估数字时代社会保障发展的新趋势?现代社会保障在数字化时代进行了哪些适应性调适以实现新的转型? 究竟是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社会保障发生变化还是社会保障发展采用信息技术应用? 伴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化对现代社会保障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强调,在数字化时代,社会风险性质、类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数字化时代革新了国家治理的手段及其方式,提升了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

  岳经纶在题为“完善社保制度,缩小福利距离”的发言中指出,要思考社会保障如何进入新时代。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域、职业之间,不充分主要现在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不强。但是,70年来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发展有很大的成绩,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他强调,福利距离是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充分发展的具体表现。福利距离背后反应的是个体或者是福利的资格和权利的问题,个体间福利待遇与权利的差异通常称为悬崖效应。

  申曙光在题为“新中国70年医疗健康与医疗保障的成就与经验”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医疗健康与医疗保障的成就包括:一是主要健康指标快速提升为优良,卫生健康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二是用较低的成本最大程度维护人口的健康;三是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长;五是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显著提高;六是全民医保体系建成,病有所医的目标基本实现。目前医疗健康与医疗保障的经验包括:一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二是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及改革方式;三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四是尊重科学规律,不断提升科技水平;五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他强调,要从病有所医走向病有良医,构建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格局,实现全民健康和全面健康。

  仇雨临在题为“70年医保发展经验:外部环境与制度要素的协调”的发言中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的疾病谱主要为传染病、寄生性病、营养不良,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医疗资源水平很低,因而医疗卫生政策包括以预防为主、初级卫生保健、发动群众等做法,城市与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分别为劳保与公费医疗、合作医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口、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医疗服务能力、居民收入水平与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医疗卫生政策逐渐转向以临床医学治疗为主,医疗保障制度应经济体制改革之需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现阶段的外部环境与制度要素更为复杂、矛盾更为突出。尽管2009年中国开启了新医改,但医疗机构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观中国70年医保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与具体实践能够为现阶段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正确处理制度要素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要有效运用“三医联动”的理念。

  李玲在题为“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发言中指出,70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她强调,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关键动力。通过国际对比,中国一线城市健康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公平性不断改善,各省差异不断缩小。此外,中国卫生对外援助历史悠久,卫生外交援助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她指出,中国卫生健康70年的经验主要包括党的坚强领导、制度创新与把握规律。

  吕学静在题为“补短板——完善中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的发言中提出了多层次社保体系的主要目标、政策思路及基本要求。她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挑战,据此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的具体建议。她强调,要借鉴日本经验适时建立我国国民年金制度,同时建立国民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于适应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社会保障等政策体系的冲击十分巨大。政府要加快补短板,完善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使新业态就业人员与正规就业人员享受到同等的政策待遇,实现社保制度的新突破。

  褚福灵就“深入推进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创新”提出了四点看法。第一,在建成全面覆盖的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要以人人共享为要求,由户籍地保障向居住地保障转变,实现全民覆盖。第二,要建立覆盖生老病死等各类风险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来看,中国能够化解很多方面的风险,但在实际执行中,还有一些风险点没有被覆盖到,在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第三,要建立全生命周期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来看,国家也在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新生婴儿的社会保障问题、临终关怀问题等。第四,要建立全待遇项目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失业保障体系等,这些都会提供相应的现金待遇,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会提供养老金。但是,仅仅有现金待遇是不够的,想要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业有所就、残有所助,就必须有相应的服务体系加以保障。

  张思锋在题为“乘势智能经济的养老服务展望”的发言中指出,在智能经济下,我们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社会政策托底的主要机遇,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不断强化的老龄化社会特征。他认为,目前,智能养老崭露头角,要乘智能经济大势构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系统,充分预见智能养老服务模式的价值。智能养老服务新模式建设要分层次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分区域进行试点和探索,善于总结经验,制定标准、建设法制、市场化推广普及。

  青连斌在题为“城市‘夹心层’的成因与应对”的发言中指出,新中国70年社会保障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需要思考如何合理使用评价指标这一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成就很大,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但基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指标的测量结果并不乐观;孕妇死亡率虽然很低,但新生儿的缺陷率却在直线上升。中国即将进入“十四五”时期,如果还是运用原来的指标进行衡量,就会失去持续推进工作的意义。高收入群体能够自理,贫困群体能够享受低保,恰恰是收入高于贫困线但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在生活保障方面面临困境。2020年,我国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反贫困的重点将转向相对贫困,也就是要解决“夹心层”的问题。如果“夹心层”的收入水平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是永远也无法缩小的。

  钟仁耀在题为“2020年后社会救助制度转型探讨”的发言中指出,虽然中国在2020年即将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但是2020年后仍然是以绝对贫困为主,因为绝对贫困的致贫因素始终存在。脱贫攻坚的任务之所以如此艰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救助的“兜底线”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好,例如漏报和错保问题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农村现行的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300元,按照汇率换算得到的每人每天的货币值不足1美元,贫困标准相对较低且需要不断提高救助标准。除此之外,国家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在济贫上,今后应当更加关注防贫工作。当社会救助的“兜底线”功能牢固以后,防贫就成为了工作重心。关于防贫,要更加关注支出型贫困,支出项目主要集中于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与此同时,低保边缘户、贫困老年人这两类群体不容忽视。

  经过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新中国70年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的“专利”发展成为现在全民福利的历史演进过程,秉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折射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与民生发展进步。与此同时,现行制度安排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或不足,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将全体人民引领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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